人类社会里，人类男性收入高于女性，因而男性是强者，丈夫这个角色就成了一家之主，负责养家糊口，而女性在社会上的收入低于男性，因而女性是弱者，妻子这个角色就成了丈夫的依附者，负责家庭内务。

当丈夫失业回家时，此时的丈夫无法再承担社会要求的男性职能，他强者的身份就会消失，成为社会意义上的弱者；相应的，此时的妻子依旧符合社会要求规范，相对于丈夫，妻子就成了社会意义上的强者，然后妻子对丈夫的评价，就会不自觉地转换成强者的功用思维，指责丈夫没有履行养家糊口的责任，是个无能的废物。

共情能力，说到底，它共的只是生命最初的那一点想法，而一点想法，这样单薄的“一”是支撑不起任何事物的，因此，共情能力并不能替我们组织好语言。

囚徒和赌徒

强者的关注力倾向于追求功用性，这就说明强者就更会侧重于注意事物的实用性与功能性，注重“有”方面的量的选择，遇事时就会权衡利弊，这就是强者的理性思维。

和强者不同，弱者的世界很小，里面的事物寥寥无几，这些事物的存在就是弱者的唯一，都是弱者无法抛弃的存在，弱者根本无法在这些事物里权衡利弊，只能天真地希望一个都不能失去，这就是弱者的感性思维。

小结：生命的理性思维更倾向于对“有”的追求，理的是事物的多与少，属于强者的选择；生命的感性思维更倾向于对“无”的抗拒，感的是生命的“想”与“不想”，属于弱者的选择。

生命理性思考的范围属于“有”概念之内的，这代表理性的选择就是对量的衡量，即理性思维只会发生量变，引发不了质变，因此，理性选择优点是可以对认知中的成本与收获进行有效控制，缺点是无法突破“无”。

哪个绝对的理性的人会把未知纳入自己的计划中呢？没有未知就不会有无的突破，质变也就不会产生，因此，绝对的理性，等于没有创新，等于墨守成规，也等于死板固执。

应该放下，却无法放下，看起来是一种非理性的选择，可人总有无法放弃的底线的，这种对不利的变化进行的强烈抗拒，也是对稳定生存环境状态的坚定维护，或者说，这种无限对0 的拒绝，才能等到奇迹的出现。

一件事情如果在任意情况下都可以做到，那我们还有什么拒绝它的理由呢？既然母亲可以无条件地爱自己的孩子，那孩子也可以永远依恋自己的母亲。

无论是理性思维，还是感性思维，都是生命对现实作出行为决策的思维方式，那生命如果完全只选择其中的一种思维方式会有什么后果呢？

我们先从理性思维开始了解，有一个著名的博弈论模型，囚徒困境，如下：

有两个共同犯罪的人一起被警察抓住了，但警察没有掌握确定的证据，也拒绝让这两个犯人互相沟通，并且给了这两个犯人以下三个选择。

①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两人共计坐牢两年；

②若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那揭发者会因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会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两人共计坐牢十年；

③若互相揭发，因证据确凿，二者都会被判刑八年，两人共计坐牢十六年。

根据这个博弈论模型，我们不难发现，对两个犯人整体上而言，选择方案①，彼此互不揭发，两人一起共坐牢两年时间，这就是整体的最优的选择。

不过由于这两个犯人彼此无法信任对方，都担心自己没有选择揭发对方，但若是对方选择揭发自己，那对方不用坐牢，而自己坐牢十年，或者即使对方没有揭发自己，自己也要坐牢一年，因此，对他们个体而言，方案②没有主动权，风险太大。

最后，在两个犯人各自权衡过后，发现最理性的选择是方案③，彼此互相揭发，各自坐牢八年，两人共计十六年牢狱生涯，此时的结果就是，对方若是揭发，两人平等地坐牢八年，若是对方不揭发，自己就不用坐牢。

在已知区域内，完全遵循理性的角度去做决策，这样时你会发现，有时对个体最好的选择，在总体上就是最糟糕的选择，这是因为真正决定生命命运的，并不是生命的选择，也不是生命的行为，而是生命的生存空间。

在狭小的空间里坚持做理性决策的人，注定只能成为理性的囚徒，当然，这也可以叫做：思而不学则殆。

至于生命的感性思维，我们如果想要理解，那就要先弄清楚感性思维里所感的是什么？

不可舍弃的唯一，让生命产生了感性思维，唯一就是生命感性的来源，“一”就是生命所感的性。

归根究底，生命所感的“一”实际就是生命的渴望，是一个关乎“想”与“不想”的念头，因此，感性这个概念说破天，也只是一种感受，如果没有物质的支持，它就和生命的渴望一样无力。

面对唯一，理性告诉我们应该放弃，但我们内心身处的渴望的让我们无法放下，这是一种贪婪，衍生自生命内在最核心处的那一点想法，虽然只有一点，但它不属于量的范围，因而可以无穷无尽，诞生出无限的欲望，而拥有无限的欲望生命，才能等到奇迹的出现。

假如在囚徒困境，两个犯人都对坐牢进行坚定抗拒，双方都拒不认罪，根本不去思考自己拒不认罪的行为，可能会导致自己面临十年牢狱之灾的严重后果，那这时的结果就是，两人都坐牢一年，共计坐牢两年，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做到了整体上的最优结果。

认罪，可能不坐牢，也可能坐牢八年；拒不认罪，可能坐牢一年，也可能坐牢十年，其中，前者总可能坐牢八年，后者总可能坐牢十一年。

遵循理性思维，那就该选择前者，两个理性的犯人，一起坐牢十六年，得到整体最糟糕的结果；但若是双方都不理性思考，不管怎么样，两人就是不认罪，那结果就是后者，两个感性的犯人，一起坐牢两年，得到整体最好的结果。

两个不理性的选择，两个不理性的犯人，反而得到了整体最佳的结果，不过若是一个在做感性的选择，另一个却做了理性的选择，这时，做感性选择的犯人就会坐牢十年，得到个体最糟糕结果，做理性选择的犯人就不用坐牢，得到个体最好的结果。

感性所感的“一”，给我们附带上了无限欲望，这种无穷有可能让我们冲破个体思维的限制，从而得到更高角度的更好结果，但这样选择的本质就是一种赌博，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做感性决策的人，那就是感性的赌徒。

在复杂的生活环境中，只固定以一种思维方式去看待世界，结果不是成为理性的囚徒，那就是成为感性的赌徒，那有办法能破除这两种思维方式的限制吗？

假如两个囚徒在犯罪前，彼此就已经知根知底（量），把两人视为利益共同体，并对犯罪失败的情况进行过分析，相约如果被捕，也不能彼此出卖，在这样的情况下，两个犯人被捕后，即使无法沟通，这时他们也能默契地选择都不认罪，得到整体上的最佳结果。

在理性中进行足够的量的积累后，我们就可以在感性中进行质的突破，比如：即使我们根本看不见“力”的具体存在，但在积累了足够证据后，我们也敢断言“力”是真实存在的事物，并归纳出“力”的相关规律。

如果说理性行为趋于有中选优（量的功用），那感性行为就趋于从无到有（质的包容）。若是在事物发展过程中，我们只取理性结果“优”与感性结果“有”这两个点相比较，那就是优胜于有，理性优于感性，因此，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往往赞扬理性而嫌弃感性。

当然，即使犯人双方都十分了解对方，并做下约定，但在警察给出选择后，理性的他们也无法肯定，对方会不会选择认罪，让自己承担更高的风险，毕竟感性的选择终究是一场赌博，它注定与风险相伴。

拒绝理性，选择感性，对于理性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风险的选择，而对抗风险，需要勇气，勇气则来自于你（认知中）的拥有（已经的拥有和将要的拥有），也就是来自“有”，因此，一个理性的人想要做出感性决策，是否有勇气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是否有勇气走向未知，他关于自身拥有的认知异常重要。

在现代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很多重体力工作都被机器替代，在这种情况下，男性在种群中的体力优势不再强势凸显，男性比女性强壮的躯体，也并不一定代表着比女性更高的价值获取值。

尽管现在人类社会群体中，依旧是人类男性作为主导，但其中的强弱标准可以随时代的发展而进行更换，由于我们人类只需要学会控制机器，就可以为社会创造大量价值，而这种对机器的操控与生命的关注力有关，因此，现在的我们可以引入关注力的概念，来对强者和弱者进行重新划分。

关注力的大小应该怎么计算？我不知道。不过在生命的认知有“有”和“无”区分，那就可以这么判断：一个生命，若是它只能对认知内的已知事物保持关注，那它就是认知上的弱者；若是它既能对认知内的已知事物保持关注，也能去关注认知外的未知事物，那它就是认知上的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