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军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两份传真和一份文件夹。

他今天穿了件浅灰色衬衫，没打领带，整个人看起来比昨天松弛一些——也许是因为昨天我那些“没头没尾”的话，让他意识到我需要的不只是执行者，更是能理解战略意图的伙伴。

“小田总，早。”他敏锐地扫了一眼房间：摊开的笔记本、喝到一半的茶、叠好的宣纸。他的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一秒——他在观察我的状态。这是高军的习惯，先察言观色，再决定沟通的节奏。

“早。坐。”我指了指沙发，“喝茶吗？刚泡的普洱。”

“好。”他在单人沙发坐下，把文件放在茶几上，接过我倒的茶。没有急于谈公事，先抿了一口茶，“嗯，陈香明显，至少十年以上的熟普。酒店难得有这么好的存货。”

“你懂茶？”

“以前在应酬时被迫学的。”高军笑了笑，“搞接待，不会品茶不行。后来发现，茶和酒一样，都是人情往来的介质。但茶更静，更适合谈正事。”

这个开场白很巧妙。他在用这种方式告诉我：我准备好了，你可以进入正题了。

我坐进他对面的沙发，晨光正好照在我侧脸，有些刺眼。我挪了挪位置：“两件事，你刚才说？”

“对。”高军放下茶杯，拿起第一份传真，“台北那边传来消息，阿尔法音乐的财务危机比预想的更严重。吴宗宪正在和好几家公司秘密谈判，周杰伦和方文山的合约是重要筹码。”

传真纸是热敏纸，字迹有些模糊。我接过来仔细看。消息来源是李宗盛在滚石的老关系，内容很具体：阿尔法音乐拖欠唱片压盘工厂的款项已超过三个月，吴宗宪个人垫付了部分，但缺口还在扩大。最近两周，吴宗宪先后与华研国际、丰华唱片、以及一家日资背景的投资公司接触过。

“索尼呢？”我问，“李老师昨天电话里提了一句。”

“索尼确实在接触，但方式不同。”高军翻开文件夹，里面是他手写的分析笔记，“索尼亚洲区想要的是‘打包收购’——买下阿尔法整个公司，包括旗下所有艺人合约、曲库版权、甚至办公设备。他们开价很低，据说只有阿尔法巅峰时期估值的三成。吴宗宪在犹豫，因为一旦卖给索尼，他自己就可能出局。”

我盯着那些字迹。高军的字很工整，像印刷体，但速记时会有连笔，透露出思维的快节奏。

“周杰伦知道这些吗？”

“应该不知道具体细节。”高军说，“杨峻荣在尽力保护他，让他专注专辑制作。但周杰伦不傻，公司里人心惶惶，他多少能感觉到。”

我想起前世记忆里那个画面：2000年，周杰伦第一张专辑《Jay》横空出世，但很少人知道，这张专辑是在公司濒临倒闭、所有人都在找后路的氛围里制作完成的。那种“背水一战”的压迫感，也许反而激发了极致的创造力？

“我们的策略不变。”我说，“同时，再次和杨总沟通，让他知道星海必须签下周杰伦和方文山。如果索尼真的介入，我们要做好准备。”

“明白。”高军记下，“那第二件事。”

他拿起另一份传真：“北京团队发来的。郑钧工作室的协议条款基本敲定了，但他提出一个新要求——希望工作室能有一部分股权给他的乐队成员。”

传真内容更详细。郑钧亲自写了份说明，用的是那种老式稿纸，字迹狂放，还画了几个潦草的图表。核心诉求很明确：乐队是一个整体，音乐是集体创作，如果工作室只有主唱持股，长远看不利于团队稳定。他希望吉他手、贝斯手、鼓手三位核心成员能共同持股，哪怕比例很小（他建议每人5%，他自己留85%）。

“这个要求可以理解。”我把传真放回茶几，“乐队确实是一个整体。我看过他们排练，那种默契不是随便找几个乐手能替代的。郑师兄的很多歌，编曲的灵魂就在吉他riff和贝斯线上。”

“但法律结构会复杂很多。”高军提醒，语气是专业的冷静，“多个股东意味着多个决策主体。以后工作室要签新项目、投资设备、甚至更换成员，都需要走股东决议流程。效率会降低，还可能产生内部矛盾。”

“那就设计一个合适的决策机制。”我从笔记本上撕下一页空白纸，用笔画了个结构图，“你看这样：工作室的日常运营、音乐创作、演出安排，全部由郑钧主导，他拥有绝对话语权。但重大决策——比如接受外部投资、签约新公司、进行超过50万的投资项目——需要开股东会，郑钧有一票否决权，但需要向其他股东说明理由。”

高军凑近看我的草图：“也就是说，乐队成员的股份主要体现为‘分红权’和‘知情权’，但不介入日常经营？”

“对。他们可以分享工作室的利润，可以参与重大决策的讨论，但最终拍板权在郑钧。这样既保证了团队凝聚力，又避免了多头管理。”我在纸上补充，“另外，可以设置股权兑现机制——比如分四年兑现，每年25%。如果有人中途退出，未兑现的部分收回。这能绑定长期合作。”

高军快速记录着，笔尖在纸上发出密集的沙沙声。记完后，他抬头看我，眼神里有种微妙的光：“小田总，你这些想法……不像十五岁的人能想到的。”

我端起茶杯，避开他的目光：“书看多了，瞎琢磨的。”

“不是瞎琢磨。”高军合上笔记本，语气认真，“我见过太多创业者，包括那些四五十岁的老江湖。他们要么太独，想把所有股权握在自己手里，最后众叛亲离；要么太软，过早分散股权，导致公司失控。你这个方案——既承认了团队贡献，又保证了决策效率。很成熟。”

成熟。

这个词像一根细针，轻轻刺了我一下。

我该高兴吗？一个十五岁少年被评价为“成熟”？还是该警惕——警惕自己过早失去了少年的莽撞与天真？

“另外，”我转移话题，“可以把这个模式作为样板。未来星海推广的‘共荣工作室制’，不一定是个人工作室，也可以是乐队工作室、创作人工作室、甚至制作人工作室。形式灵活，但核心一致——深度绑定，共同成长。还有，陈叔尽管已经表态了，还是平衡好‘星海’和‘红星’的关系。”

“明白。”高军眼神更亮了，“我让法务团队按这个思路完善协议。另外，郑钧还提了个要求，说想见你一面，当面聊聊。”

“可以。回北京后安排。”

窗外，维多利亚港的海面已经完全亮起来。阳光刺破云层，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撒下无数碎金。一艘天星小轮正从尖沙咀驶向中环，白色的船身在深蓝色的海水里划开一道V形的涟漪。

原计划只在香港待4天，现在又一再延期。但值得。

香港之行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太多扇门：书籍的出版渠道、电影的合作设想、沈教授的艺术哲学、还有昨夜那道历史疤痕带来的淬炼……每一扇门后，都是更广阔的世界。

“小田总，接下来做什么？”高军问，“今天原定的计划是……，但如果你需要时间……”

“不用。”我站起身，“按原计划，但调整一下重点。香港本地的音乐市场我们稍后再深耕，今天先集中解决‘星链计划’向南延伸的问题。”

“好。”高军也站起来，“会议室已经订好了，十点开始。”

……

新的一天，开始了。

我闭上眼睛，短暂的黑暗中，那宣纸上的“知音”二字却异常清晰。

寻找知音之前，须先成为值得倾听的声音。

而一个值得倾听的声音，必源自一个站稳的、有尊严的立场。

窗外，晨光大亮，我心中那个曾被历史惊雷击出裂痕的“小我”，已在黎明前完成了第一次淬火与重塑——裂痕犹在，却成了让更广阔的光照进来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