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饮而尽，冰冷的水划过喉咙，试图压下心头那团未熄的暗火。

关掉电视，房间瞬间被维港彼岸渗入的微光填满——不是明亮，是无数道被窗帘褶皱切割、在地毯上投下波浪形光带的暧昧。

那些光在轻微晃动，是远处渡轮驶过，水波将灯火揉碎又拼起的把戏。

香港的繁华在窗外流淌，而我在一片昏暗中，感受着内心如铁淬火般的嘶鸣渐渐平息。

我走到床边，没有开灯，直接躺下。

天花板在黑暗中是一片模糊的灰白。眼睛逐渐适应黑暗后，能隐约看到吊灯的轮廓，像一只倒扣的苍白手掌。

这一夜，香港繁华如梦。

兰桂坊的酒吧依然喧嚣，铜锣湾的霓虹依然闪烁；维港的激光秀依然上演，太平山顶的缆车依然穿梭。

这座城市像一台永不停歇的机器，资本、欲望、梦想在这里日夜流转。

这一夜，十五岁的我，在无声的惊雷中，完成了一次淬炼。

不是顿悟，是淬炼——像一块生铁被投入火中，锤打，再投入冷水，发出刺耳的嘶鸣。

那些关于个人成就的沾沾自喜被烧掉了，留下的是更坚硬的、也更沉重的东西。

个人野望，开始与更宏大的家国情怀紧密交织。

这种交织不是浪漫的“为国争光”，而是冰冷的责任认知：如果我不想再经历此刻这种无力感，如果我想在未来某个类似时刻能有力量做点什么，那么我现在就必须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把根扎得更深。

前路必更艰难。

但也更意义非凡。

窗外，天色开始微微发亮。黎明前的黑暗最浓，但东方的海平面处，已经泛起一丝极浅的鱼肚白。

那光先是灰色的，然后慢慢渗出一抹极淡的蓝，像宣纸上晕开的靛青。海面上的货轮轮廓逐渐清晰，黑色的剪影贴在渐明的天幕上，像一个个沉默的句号。

……

晨光透过窗帘缝隙，在地毯上切出温暖的光带。那光不是整齐的矩形，而是被窗帘褶皱扭曲成波浪的形状，缓慢地在地面上移动，像一条流淌的、金色的河。

我早已起身，穿着酒店的白色浴袍，赤脚站在窗前。

昨夜惊雷的余波仍在血脉中低鸣——不是那种尖锐的刺痛，而是一种深层的、持续的震颤，像远处海面下的暗涌。

但眼神已重归澄澈。

愤怒需要被收纳，急迫需要被规划，无力的灼烧感需要冷却成坚硬的决心。

……

六点半时，我给前台打了电话，要了一壶浓茶。

服务员送来的是普洱，深红色的茶汤在骨瓷杯里冒着热气。

我盘腿坐在地毯上，就着晨光，开始整理昨天与沈钧儒教授的谈话笔记。

笔记本摊开在膝上，钢笔在纸页上沙沙作响。

沈教授的话语被拆解成关键词：“法度·心象·无法”“技进乎道”“知音难觅的孤独”……写着写着，我突然停下笔。

这些笔记有意义吗？

或者说，我以这种“商业分析”的方式去解构艺术哲学，本身是不是一种亵渎？

把灵性的感悟压缩成要点，把审美的震颤简化为条目，就像把一朵鲜活的玫瑰制成标本——保留了形态，失去了香气。

我放下笔，端起茶杯。茶还烫，呷了一小口，苦涩在舌尖化开，随后是回甘。

沈教授说，艺术拼的是生命体验。

那么昨夜，我体验到了什么？

是隔着电视屏幕目睹历史伤疤的无力？是意识到个人成就之渺小的清醒？还是那种“必须更快更强”的急迫感？

这些体验，能用商业计划承载吗？

我走到客厅，从公文包里取出那张宣纸——“知音”二字摊在茶几上。

晨光斜射进来，正好落在纸面，墨迹已干，那狂草的线条在光线中显露出细微的肌理：

毛笔行至“知”字的最后一捺时，墨已稍枯，笔锋在宣纸上擦出毛糙的飞白；

而“音”字的上半部分，墨色饱满欲滴，仿佛能听见运笔时手腕的力度。

昨天写时，只觉得酣畅淋漓。

今天再看，却仿佛急促呼吸。

……

敲门声响起。

三下，节奏平稳。是高军。

我收起宣纸，整理浴袍：“请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