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春末，空气中开始弥漫起暑热与躁动，而我的内心，却如同风暴眼中那片奇异的宁静，清晰、冷静，充满了蓄势待发的力量。

“星海文化”的蓝图已然绘就，接下来的每一步，都需要在现实的土壤中精准丈量，谨慎落子。

与陈健添先生在茶馆达成初步共识后，真正的硬仗才刚刚开始。

法律文件的起草、股权结构的细化、注册流程的推进，每一项都繁琐而关键。

陈先生这次引荐的律师姓张，是个四十多岁、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言辞谨慎的中年人。

听说在京圈是个小有名气的律师，经验丰富、尤其熟悉国内商业法规和注册流程，是处理当前具体法律手续的合适人选。

在我们第一次正式会面时，他看着我，眼神中带着毫不掩饰的审视与疑虑。

“田……同学，”他斟酌着用词，显然对一个孩子作为主要谈判方感到极度不适，“陈先生大致说明了情况。但成立公司涉及诸多法律和财务问题，尤其是您提出的这种……代持和委托管理模式，结构比较复杂，我需要确保所有安排都合法合规，并且能够充分保障各方，特别是您父亲的权益。”他的目光扫过坐在我旁边，显得有些局促的父亲。

我理解他的顾虑，也早有准备。我没有急于辩解，而是从随身携带的帆布包里，拿出了一叠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

那是我花了几个晚上，结合超前记忆中对公司法、合同法以及未来常见商业架构的理解，梳理出的核心诉求和原则性框架。

“张律师，您的顾虑我非常理解。”我开口，语气平和而坚定，“正因为涉及家人，我才更需要最专业的法律保障。这是我整理的一些初步想法，请您过目。”

我将稿纸推过去。上面清晰地列明了我设想的股权结构：父亲田盛忠作为显名股东和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51%的股份；我通过一份详尽且经过公证的家族内部资产代持协议，实际拥有这51%股份的完整权益；剩余49%的股份，暂时预留，作为未来引入战略投资者（如陈健添）或核心员工的期权池。同时，草案中还明确规定了父亲不参与公司具体经营管理，其签字权仅限于我事先书面同意的事项，日常运营将全权委托给未来的职业经理人团队，并设立由我、陈健添及未来cEo组成的决策委员会，重大事项需委员会一致通过。

张律师起初只是随意浏览，但越看神色越是凝重。他扶了扶眼镜，仔细地研读着每一个条款，不时抬起头，用难以置信的目光打量我。

这份架构草案，不仅考虑到了我未成年身份的限制，更在法理框架内最大限度地确保了控制权的集中和运营的专业性，其成熟和老练程度，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

“这……这些都是你写的？”他最终忍不住问道，声音里带着一丝震撼。

“是我的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主要是不想给父亲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和麻烦，也希望公司能规范发展。”我谦逊地回答，“具体的法律条文和合规性，还需要张律师您这样专业人士来把关和完善。”

张律师深吸一口气，态度发生了微妙的转变，从最初的审视变成了真正的重视。“田同学，你这份……构思，非常周全。虽然有些细节需要根据现行法律进行调整，比如未成年人的权益保障方式需要更迂回和严密的信托或协议设计，但大方向是可行的。我会尽快起草正式的协议文本。”

接下来的几周，便是在与张律师反复沟通、修改协议草案中度过的。每一次会面，都是一场智力的较量。

我需要确保我的核心意图不被曲解，同时也要尊重法律的边界。

父亲大多时候只是安静地听着，偶尔在需要他表态时，按照我们事先商量好的，简单说一句：“我听浩彣的。”

他的信任，是我最坚实的后盾。

与此同时，人才的寻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与赵振律师的接触逐渐深入，我与他探讨了国际版权公约、数字版权的未来等前沿话题，他表现出的专业素养和开放思维让我基本认定他是未来“星海”法务负责人的不二人选。

但我还需要一个掌舵的cEo，一个既懂文化行业，又有商业头脑，并且能够理解并执行我战略意图的经理人。

机会在一个略显闷热的下午悄然降临。陈健添带我参加一个文化产业的沙龙，与会者多是些唱片公司老板、独立制作人和媒体人。

沙龙上，一个约莫三十出头、戴着无框眼镜、言辞犀利却不失分寸的男子引起了我的注意。

他正在与几人争论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方向，认为单纯依赖唱片销售是死路，必须拓展授权、演出、衍生品乃至与新兴媒体结合的多元化盈利模式。

“那是高军，”陈健添低声向我介绍，“以前在海外一家传媒集团做过市场总监，回国后自己搞过演出经纪，有点想法，但性子比较倔，不太合群。”

高军？我记忆中似乎没有这个名字的深刻印记，但这正说明他可能是这个时代被埋没的实干派。我主动走过去，加入了讨论。

“高先生的观点我很赞同，”我开口道，“未来的音乐，或许会变成一种服务，而不仅仅是商品。版权运营会是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