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年的春天，仿佛是被积蓄了一冬的力量猛然推开的门扉，带着草木萌发的急切和万物竞生的喧嚣，扑面而来。

于我而言，这个春天不再仅仅是季节的更迭，更是我人生战略从被动承接转向主动布局的关键转折点。

构建属于自己事业版图的念头，如同一颗被深埋的种子，在经历了寒冬的蛰伏与内心的沉淀后，终于顶破土层，开始疯狂汲取养分，寻求生长的方向。

然而，蓝图虽美，落笔尤艰。

我深知，以我目前十一岁的身份，想要独立运作一家公司，无异于天方夜谭。

法律、社会认知、实际操作层面都存在巨大的障碍。

我必须找到一个支点，一个既能规避身份限制，又能确保控制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巧妙架构。

这个春天，我像一只忙碌的工蜂，穿梭于红星生产社、人民文学出版社、图书馆以及新开辟的战场——一些刚刚萌芽的证券营业部和政策研究室之间。

表面上，我的生活依旧围绕着音乐创作和书稿修改，但暗地里，我的大脑如同一台高速运行的计算机，不断处理着来自各方信息，勾勒着未来的轮廓。

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白手套”的人选。父亲田盛忠无疑是最值得信任的，他老实本分，对我也几乎是无条件的支持。

但让他直接站在台前，面对复杂的商业谈判和法律文件，不仅强人所难，也容易引人注目，与我“低调务实”的初衷相悖。

我需要一个更稳妥、更隐蔽的方案。

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约陈健添先生在中戏附近一家安静的茶馆见面。

窗外是新绿的垂柳，室内茶香袅袅。

我没有直接抛出成立公司的想法，而是从红星生产社未来的发展聊起。

“陈叔，您觉得，咱们红星现在最大的优势是什么？最大的隐忧又是什么？”我捧着茶杯，看似随意地问道。

陈健添愣了一下，思索片刻：“优势嘛，自然是有一批有才华、有潜力的艺人，还有你这个小福星。”他笑了笑，随即正色道，“隐忧……版权管理比较粗放，很多早期合约不够规范；收入来源太依赖唱片销售和演出，抗风险能力差；还有就是，港台那边的公司虎视眈眈，挖角的事时有发生。”

我点点头，陈先生不愧是老江湖，看得很准。“陈叔，您有没有想过，我们可以把版权管理和艺人经纪这两块，做得更精细、更专业一些？甚至……独立出来运作？”

“独立出来？”陈健添皱起眉头，“怎么独立？谁来运作？这需要专业的人才和大量的资金。”

“我们可以成立一家专门的版权管理公司。”我缓缓说出酝酿已久的想法，“这家公司不直接制作唱片，也不签艺人，只专注于管理音乐版权，包括我的，也可以逐步吸纳红星其他优质作品的版权，进行统一的授权、维权和商业开发。甚至可以延伸到海外，帮我们的音乐走出去。”

我观察着陈健添的表情，见他若有所思，继续加码：“至于运作的人，初期可以聘请专业的经理人和法务。资金方面……我可以投入一部分。”我顿了顿，抛出一个对他极具诱惑力的条件，“这家公司，红星可以占一部分干股，算是我们深度绑定的战略合作。以后我的所有作品，乃至通过我关系引入的其他资源，都可以优先通过这家公司授权给红星使用，条件绝对优惠。”

陈健添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敏锐地嗅到了这其中蕴含的巨大利益和对他自身事业的巩固作用。由一个独立的公司来管理最核心的版权资产，无疑更规范，也更安全，还能捆绑住我这个“金字招牌”。至于我投入资金和寻找经理人的提议，在他看来，或许只是我这个“天才少年”异想天开下的玩票之举，只要能保证红星的利益，他乐见其成。

“这个想法……有点意思。”陈健添摩挲着茶杯，沉吟道，“不过，浩彣，开公司不是小事，手续复杂，也需要可靠的法人代表。你年纪还小……”

“法人代表，我想请我父亲挂名。”我顺势抛出计划的核心部分，“他不太懂业务，只负责签字和象征性地出面。具体的经营管理，全权交给职业经理人团队，您和我共同监督。公司的股权结构，可以设计得清晰明了，确保决策效率。”我将早已想好的股权架构和决策机制简单描述了一番，核心就是利用有限责任公司和委托代理机制，实现我“幕后操控，前台合规”的目的。

陈健添仔细听着，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似乎没想到我对公司运作竟有如此清晰的认识。

他权衡良久，最终，利益和捆绑我的需求占据了上风。“好！既然你有这个魄力，陈叔就陪你赌一把！具体细节，我找熟悉的律师来帮你操办，务必把合同做得扎实！”

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迈出去了。

几乎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我也开始了类似的布局。我向聂震宁副总编辑提出，希望将《明朝那些事儿》的海外版权、电子版权（尽管此时还非常初级）、以及未来可能的影视改编权等衍生权利，进行更明确的划分和独立运营。聂老虽然对“电子版权”这类新名词感到陌生，但出于对我的信任和爱护，还是同意在后续的补充协议中予以明确，并支持我寻找专业的版权代理机构来处理海外授权事宜。这为我未来将文学Ip纳入统一管理平台埋下了伏笔。

除了顶层设计，人才的网罗也悄然启动。我深知，再完美的蓝图也需要人去执行。

我利用与港台音乐圈建立的联系，开始有意识地接触一些熟悉国际版权规则、有海外留学或工作背景的专业人士。

通过陈健添的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对文化产业充满热情的年轻律师，名叫赵振。

他思维敏锐，对新兴的互联网和知识产权领域颇有见解。几次深谈下来，我认定他是未来版权公司法律顾问的合适人选之一。

另一方面，我开始更加系统地“扫描”记忆中那些尚未发迹的“潜力股”。

beyond 乐队的遗憾让我深知提前布局的重要性。

我通过红星的关系，留意着各地地下音乐圈和高校乐队比赛的消息；我请三姐（何老师）帮忙留意音乐学院里有灵性的苗子；

甚至在与滚石、宝丽金接触时，也会旁敲侧击地打听他们旗下有哪些有潜力但尚未被重视的新人。

三月末的一个傍晚，我在红星生产社整理各地寄来的音乐小样。在一堆风格各异的磁带中，一盘标注着清华大学校园歌手的demo引起了我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