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您说什么呢。”我心里一紧。
“你是干大事的人。”父亲说得很慢，每个字都像在斟酌，“你在北京做的事，我不完全懂，但我知道，那是大事。音乐，网络，现在还要投什么芯片……这些都是国家层面的事。我帮不上忙，但至少不能给你添乱。”
他伸手想拿水杯，我赶紧递过去。
他就着我的手喝了口，继续道：“网吧现在一个月能挣两三万，在县城算不错了。但为了这点钱，万一我再出点什么事，你从北京飞回来，耽误你正事，不值当。”
“爸，”我握住他的手，那双手粗糙得像砂纸，但温暖有力，“您从来不是拖累。您是……”
“我是什么？”父亲看着我，眼神温和得像秋天的阳光，“我是你爸。这就够了。”
这句话很轻，但很重。重得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
“网吧盘出去，钱你拿走，投到你那些大事里去。”父亲说，语气平静得像在说晚饭吃什么，“我在家养养花，钓钓鱼，帮你妈做做饭，挺好。你姐马上高考了，我也能多照顾照顾她。”
“那您就真不想干点什么了？”我问。
父亲沉默了。他再次看向窗外，又看向床头那本《汽车维修手册》，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边缘——那是他年轻时跑车养成的习惯，总要把手边的东西摸出温度才安心。
我知道，他不甘心。一个开了半辈子车的人，一个能把网吧从零做到县城最好的老板，不会真的甘心天天在家养花钓鱼。
“爸，”我轻声说，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格外清晰，“如果……咱们不把网吧盘出去，而是把它升级一下，做成一个您能管，也喜欢管的样子，您愿意试试吗？”
“升级？升什么级？”他转过头，眼神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我把那个在车里和张小军说过的想法又说了一遍，但这次更详细，也更具体。
我说想做成“星火生活馆”——一个复合空间。地下室还是网吧，但要更规范，更明亮，分区更合理。把一楼那两个铺面收回来打通，做成书吧和交流区，放一些年轻人需要的书，定期办点小讲座，讲怎么用电脑，怎么上网查资料，甚至请县一中的老师来讲讲学习方法。再辟出一个小区域做简餐吧，卖点饮料、小吃，让人能待得更舒服。
“这得花多少钱？”父亲的第一反应永远是务实的，他摸着账本，眉头皱成川字，“浩彣，租金损失加上这装修、这书吧、这餐吧……没二十万下不来吧？咱们这小县城，多少人一个月才挣四五百，你这能回本吗？”
“钱我有。”我说，“关键是要有人用心管。这个人得懂年轻人，但又不能太年轻没威信。得懂经营，但又不能太死板。得把这儿当成事业，而不是生意。”
我看着父亲的眼睛，一字一顿地说：“爸，我觉得您最合适。”
父亲愣住了。他看着我，又看看窗外的灯光，眼神复杂得像打翻的调色盘——有怀疑，有犹豫，有被点燃的火星，还有一丝深藏的不自信。
“我都快五十了……”
“哪里有五十了？”我打断他，“您才四十三，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您这才哪到哪。”
“可你说的那些，什么书吧，什么讲座，我都不懂。”他搓着手。
“不懂可以学。”我握紧他的手，“我帮您。小军哥帮您。咱们一起，把它做成县城里年轻人最喜欢来的地方。不光是上网，是学习，是交流，是成长的地方。”
父亲沉默了很长时间。台灯的光在他脸上缓缓移动，我能看见他眼中的挣扎、犹豫，还有一丝被点燃的东西——那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一种还能创造价值的感觉，一种“我还有用”的确认。
“你让我想想。”最终他说，但语气已经松动了。
“好。”我站起身，“您先休息。明天我陪您下去看看，咱们实地走走，看看怎么改。”
走出里屋，母亲正在厨房收拾。
我走过去帮忙洗碗，水流哗哗地响，洗洁精的泡沫在灯光下泛着七彩的光。
“你爸跟你说什么了？”母亲轻声问，手里的抹布擦着灶台。
“他想把网吧盘出去。”
“我知道。”母亲叹了口气，声音里有心疼也有无奈，“他这些天老说这个。我说你儿子不会同意，他说就是不想给儿子添麻烦。你爸这个人啊……一辈子要强，现在觉得自己没用了，心里难受。”
“妈，”我看着水槽里的泡沫一个个破裂，“您觉得我爸，是真的想退休吗？”
母亲停下手里的动作，想了想：“你爸那个人，闲不住。刚受伤那几天，躺着还念叨网吧的空调该清洗了，机器该升级了。前天晚上说梦话，还在喊‘十七号机该换键盘了’。他不是不想干，是怕干不好，怕给你丢人。”
“我不会觉得他丢人。”我说。
“他知道。”母亲笑了，那笑容里有心疼，有理解，也有岁月沉淀下来的智慧，“他就是太要强。一辈子要强。”
洗完碗，我敲开姐姐的房门。
她正趴在书桌前，台灯的光照在摊开的数学试卷上，那些几何图形和函数曲线像某种神秘的密码。
“姐，还在奋战呢？”
姐姐抬起头，眼圈有点黑，看到是我眼睛发光：“立体几何杀我……浩彣，你快来帮我看看这道题。”
我走过去，看了一眼题目——三棱锥内切球问题。前世2000年高考数学的压轴题，那道让无数考生折戟的题目。
我拿起笔，在图上画了一条辅助线：“记住一个口诀——‘球心到面等距离，体积分割找半径’。今年要是考立体几何，八成是这个模型。”
姐姐瞪大眼睛：“你怎么知道？老师都说今年可能考圆锥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