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考不上该怎么办呢？”我躺在奶奶身边发出疑问。
“在你考试之前我给找那个爷爷给你算了一卦，他说天时地利人和，你合了两个，你有可能考上。”奶奶轻轻地说，她闭着眼睛一动不动，我经常无法分清她是否入睡，有时我以为她睡的很香，她说她只是在闭目养神，有时我以为她只是在闭目养神，和她说话，她骂骂咧咧说自己好不容易才睡着。
“真的？那我还是有机会能考上的对吧！”我的心跳动起来，这对我来说太重要了。过去的一年里，我辞掉工作，用自己不多的积蓄在北京考研，考一个并非自己专业的专业——文学。我明知道这是一件很难的事，从零开始学习的我就像平地起高楼，金钱和生活的压力还在不断地侵扰我。我时常在崩溃和昂扬的精神状态之间辗转，有时我想，放弃算了，工作也不影响我喜欢读书和写作；有时我想，现在的工作无法满足我，我需要热爱，需要一个闪亮的东西不断引领我自主向前，我喜欢，我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
“反正我觉得你一定能考上。”奶奶的嘴角露出一抹骄傲的笑容和毫无缘由的自信。我看着她的笑容，也觉得最终的结果值得等待。
那时的我因为在北京没有交够六个月的社保回老家的考点考试，寒冷的空气笼罩着这座北方的小城，积蓄已经见底，我蜷缩在奶奶身边，不安、焦虑着，不知道自己将要走向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结果是，我甚至没有过国家线。奶奶才说，算卦的结果是我考不上。我大叫起来，奶奶！你竟然说谎。可她仍然带着那股没有缘由的骄傲，“但我就是觉得你能考上。”
奶奶是一个迷信的人，遇事不决先算一卦，大病小病也算一卦，家里每逢初一十五就要烧香，如果算卦的结果是不行，那她不应该有这样的自信。所以我从未质疑过她告诉我的结果，这样的希望帮助我度过最后一个月最焦虑的时刻。
“我真想看看你最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她得知我的考研计划后向我说的，我的每一步总是出乎她的意料，她逐渐开始想象并期待，我能过出一种怎样的人生。
她对我的学习有极高的期望，小学寒暑假第一时间看着我把作业写完，我不想写的时候，她会生气、怒吼，把我的作业本团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威胁着要把我推出门外。她和爷爷不允许我的成绩有任何下降，低于九十五分就会对我进行的“思想□□”告诫我不要松懈，低于九十分就要对我实行严格的“思想再教育”，取消我的课外活动，耳提面命教育我只有好好学习才能有出路。
这样的教育方式虽然给我长大后的社会生活带来种种心理上的不便，但比起只要求女孩嫁人不要求女孩读书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我应该感谢他们。是他们对学习能力成年累月的强调，才让不断学习、奋斗、前进刻进了我的基因，尽管言情小说和偶像剧里都在渲染着一种真爱万岁的氛围，但我始终都觉得，自己学习好有实力才是硬道理，这让我从小就没有想着把人生的幸福寄托在一个男人身上。
可有时，我能在奶奶身上看到一种矛盾，一种她的自我在我身上的投射。她一边期待着我可以有好的学业和事业，一边又会在我无限畅想未来要挣大钱、买别墅的时候冷冷的说：女孩子还是不要太有野心。
也许她是想说：她不敢太有野心。就像波伏娃在《第二性》里描写到的母亲的普遍心理，一方面她们对女儿有深深的爱希望她们好、并厌恶着自己的处境，一方面母亲又会极力将女儿拉入自己所在的阵营。就像任何一个不被主流价值纳入的群体那样，他们恼怒自己无法在社会上获得平等的对待，但反之又会热切地拉人加入他们。
我身上遗传了奶奶那部分不安、躁动和争强好胜的基因，也许爸爸也遗传了，但他最终没能逃出这个小县城的掌控，无限大和无限小的矛盾与束缚撕裂了他。我不清楚奶奶这部分的基因是如何被压制的，我只能看到它被压制的结果：喜怒无常与极强的控制欲。
我一边深受其害，一边以自己同为女性的身份看到了它可能的成因。我看到奶奶那控制欲背后极强的意志力、耐心、行动力和聪明的脑瓜。在她身体好的时候，她可以把家里所有的部位收拾得一尘不染，每样东西都有固定的位置。只要有多余的精力，她可以一边操心着我和弟弟的学业，一边在院子里种瓜果蔬菜，和邻居奶奶步行去看戏，打麻将、打牌。她打牌是一个好手，一心二用一边思考自己的牌，一边观察着已有的牌并计算出未出现的牌是哪些、对手的牌可能是什么。几乎没有什么能难倒她，疾病除外，某种意义上连疾病也不能。只要她的精神气还在，她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不会的可以学，没有的可以造，没有条件的可以创造条件，不利于自己的可以解释和化解。她既可以在工地上一个人扛两个水泥包，也可以学会噼里啪啦打算盘，还能用她独有的诡辩让单位的男同事无话可说。她在我的精神图腾上，占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位置。
她的身上一面燃烧着熊熊的烈火，一面布满了阴暗的胆怯、猜忌与恐惧。她一面像一个恐怖的独掌大权的女王，一面像个得不到爱而怀疑和索求的无助的孩子。她身上好像有一个个的迷，一个个的矛盾，我常常以为自己更了解她，但这又会被别人口中的她推翻。我想知道，在我诞生之前的五十年，她经历了什么，她如何看待自己的丈夫、子女，我对她说，我想把你写成一部小说，她自嘲的笑笑，我一个普通人有什么好写的。
我总觉得我和她有更为隐秘的连接，也许因为我总以一个无害的孩童形象和她相处，她常常也露出小孩子的脾性。比如我们可以相互赌气一星期不说话。
小学时候每周都要值日，轮到我的时候我需要带着扫帚早早去学校扫地，等放学之后再把扫帚带回家。可惜我从小记忆力就不太好，放学的时候经常忘记。有一次扫帚被忘在学校几天，等我想起来去拿的时候一堆扫帚中已经找不到我的扫帚，我两手空空回家，因为丢了很多次扫帚，奶奶很生气，说扫帚都长一个样子，让我随便拿一个别人的回来。我誓死不从，我认为这违背了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我的就是我的，不是我的就不是我的，我不能因为自己受到损失就随机把它转移到别人身上。我一赌气就不再搭理她，她说你有本事一辈子不要给我说话。我们就这样僵持了一周，爷爷给我买了新的扫帚，我们却谁也不肯让谁。直到一天晚上我上厕所大号没有拿纸，家里只有奶奶一个人，我犹豫着，叫还是不叫。她似乎也察觉到我上厕所很长时间了，颇为得意的，在看电视的间隙瞥我。屁股已经快麻了，在坚持原则和为需求放弃原则之间，我弱弱的发出一声呼唤：奶奶，纸。她没好气的扯一段长长的纸，一边递给我一边说着：你不是不跟我说话吗。我默默收下纸，时运不济，要不是，我才不会！
奶奶的嘴最确实厉害，自有一套自己的诡辩逻辑，但我在和她一来一回的辩论中逐渐练就了同样厉害的嘴，这变相助长了我的逻辑思辨能力。后来时有她说不过我的时候，说不过的时候她就说：你不要撕牙拧嘴（耍嘴皮子狡辩的意思）。她常常认为自己是有理的，大部分时候也确实是，除非涉及到她不认可和不理解的领域。这也有好处，当她意识到自己做错没理的时候或者她被说服的时候，承认的极其迅速。
她的道德感很高，对待邻居、外人总是小心翼翼，生怕有失去礼数的地方。那天下午我打开一个巨大的棒棒糖准备慢慢享用，邻居奶奶带着她的孙女来串门。女孩儿圆溜溜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的棒棒糖，敏感的奶奶迅速注意到，并提出要把我的棒棒糖切一半给女孩儿。小孩都知道，不少当年小孩长大的大人也能明白，吃一根棒棒糖最大的快乐就在于它圆圆的形状和漩涡状的彩色线条，一旦棒棒糖缺一块，尖利的边缘会让它变得面目狰狞，变成一块普通的糖果。我着急地阻止她，我说这个棒棒糖不能切，它是硬的，她一定要试一下，一刀下去，棒棒糖应声碎成几块，我的心也跟着一起碎了。我哇一声哭出来，邻居奶奶尴尬地拉着自己的小孙女走了。我趴在床上呜呜地哭，大门打开着，冷风将我吹个激灵。我爬起来去关门，发现奶奶从巷子口一步步慢慢地走回家，她一手拽着衣服，一手拿着几根棒棒糖，那时她身体不好，多走几步就上起不接下气，她喘着重气，但只吸入很少的气，好像她每吸一口气就会产生三倍的废气。她微微弯着腰靠在门上，脸上带着歉疚和不安，将手里的几根棒棒糖举到我面前，“超市只有这个小的，没有大的了。”那一刻我没有那么怨她了，委屈随着她的呼吸消散在空气里。
奶奶下葬的前一天，我必须要留在村子里守夜，我躺在床上握着王老吉的手，怎么也无法驱散心里的恐惧。
如果奶奶在就好了，握着她的手，我在哪里也可以睡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