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包头的路途，比来时更加漫长而窒息。车窗外的风景依旧，但落入李招娣眼中，已全然失了颜色，只剩一片灰蒙。她蜷缩在嘈杂车厢的角落，怀里紧紧抱着行李，里面那件母亲的旧衣，似乎还残留着一丝极淡的、属于母亲的气息，这成了她此刻唯一的慰藉和无法言说的痛楚。
她没有再流泪，眼泪仿佛已经在母亲坟前流干了。巨大的悲伤并没有消失，而是沉甸甸地压在心口，化作一种冰冷坚硬的物质，堵在那里，让她呼吸都觉得艰难。脑海里反复闪现着母亲憔悴的脸、父亲一夜白头的绝望、弟妹惊恐无助的眼神，以及那片新覆黄土的孤坟。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一个清晰而冷酷的声音在她心底反复回响，压过了所有呜咽与悲鸣。“这个家，不能再失去任何一个人。”
母亲用生命给她上了最惨痛的一课。隐忍、牺牲、被动的承受，换不来命运的怜悯，只会被更大的苦难吞噬。她必须改变，必须主动去抓住些什么，必须变得更强。
火车“哐当哐当”的声响，不再是离乡的哀歌，仿佛成了锤炼意志的铁锤，一下，又一下，敲打着她那颗被悲痛浸透的心，迫使它变得更加坚韧。
回到奶厂宿舍时，已是深夜。工友们大多已睡下。春燕听到动静，急忙从上铺探出头，看到招娣苍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和那双深陷下去的、却燃烧着某种异样光芒的眼睛，心里咯噔一下。
“招娣…婶子她…”春燕的声音哽咽了。
招娣抬起头，看了春燕一眼，那眼神让春燕莫名地感到一阵寒意和心疼。那不再是属于一个十几岁女孩的眼神，里面包含了太多沉重的东西。
“嗯。”招娣极轻地应了一声，算是回答。她没有多说什么，默默地将行李放好，打水，洗漱，然后爬上床铺。
春燕听到上铺传来极力压抑的、细微的啜泣声，像受伤小兽的哀鸣，持续了很久才渐渐消失。她叹了口气，心里难受得紧。
第二天凌晨，起床铃照例尖利地响起。当春燕和其他工友还挣扎在温暖的被窝与冰冷的现实之间时，招娣已经悄无声息地坐了起来，迅速套上工装，动作麻利得没有一丝多余。
她第一个走进依然寒冷的车间，站在熟悉的工位前，目光扫过尚未启动的流水线，眼神沉静如水，仿佛昨晚那个痛哭失声的人不是她。
机器轰鸣响起，流水线再次化作无情的时间洪流。招娣投入其中，她的动作似乎和以前一样，精准，迅捷。但仔细看，又能发现不同。她的脊背挺得更直，她的眼神更加专注，仿佛不是在重复简单的机械劳动，而是在进行一场庄严的仪式。她不再仅仅是为了那八十块钱工资，更是为了与命运抗争，为了抓住那一点点虚无缥缈的、可能改变未来的机会。
她变成了车间里最沉默、也是最拼命的工人。别人偷懒歇口气的时候，她在干活；别人抱怨活重的时候，她在研究怎么干得更快更好；别人下班急着冲回宿舍休息或去逛集市时，她常常留下来，围着那几台老旧的机器打转，看维修工怎么修理，怯生生地、却固执地问一些“为什么这里会卡住”、“那个按钮是管什么的”之类的问题。
起初，老师傅和维修工并不耐烦搭理这个瘦小寡言、还带着浓重口音的农村丫头。但她问得多了，眼神里的渴望和认真又让人无法真正狠心拒绝。偶尔得到只言片语的指点，她会如获至宝，反复琢磨练习。
车间的噪音依然震耳，但她似乎能从中过滤出机器运转的细微规律。冰冷的奶瓶依旧冻手，但她仿佛感觉不到疼痛。极度的悲伤和明确的目标，像一层坚硬的铠甲，将她与外界物理性的艰苦隔绝开来。
她不再参与工友间的任何闲谈八卦，所有的休息时间都被利用起来。她用那支铅笔和旧本子，偷偷画下机器的简单构造，记下操作要点，甚至开始磕磕绊绊地认读设备铭牌和简单说明书上的汉字。王老师送她的那几本书，成了她仅有的识字课本，被她翻得起了毛边。
春燕看着她这样，又是心疼又是担心。“招娣，别太逼自己了，人不是铁打的。”她常常劝。
招娣只是摇摇头：“姐，我没事。”语气平静，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决。
她每个月准时往家里寄钱，数额依旧微薄，但信里的内容变了。她不再只报喜不报忧，而是开始用一种冷静的、近乎汇报的语气，告诉父亲她这个月又学会了什么，车间主任似乎对她有点满意了，虽然工资没涨，但她觉得以后有机会。她反复叮嘱父亲按时吃药，叮嘱弟妹好好学习，字里行间透出一种不容置疑的担当，仿佛她才是这个家的主心骨。
生活的艰苦和精神的重压，让她以惊人的速度褪去少女的稚嫩，眉眼间染上了风霜，也沉淀下一种超越年龄的沉稳和果决。
转正考核的日子终于到了。车间主任和厂里的技术员一起，对几个学徒工进行测评。考核内容包括操作熟练度、单位时间产出、次品率，还有简单的故障识别。
轮到招娣时，她深吸一口气，走上工位。机器的轰鸣声中，她心无旁骛，眼神专注，手指翻飞，动作流畅得如同经过精密计算。取瓶、检查、码放，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速度快得让人眼花缭乱，旁边的监考员看着秒表，眼中露出一丝惊讶。
在故障识别环节，技术员故意制造了一个贴标机卡纸的小故障。其他学徒工大多手忙脚乱，不知所措。招娣走上前，冷静地观察了几秒，然后伸出手，精准地调节了那个她曾经琢磨过无数次的微调旋钮，又清理了一下感应器的灰尘。机器很快恢复了正常。
技术员和车间主任对视了一眼，没说话，但在考核表上打了个勾。
几天后，转正名单贴了出来。李招娣的名字，排在第一个。
她的工资从八十块变成了一百二十块。当她把第一个月转正后的一百块钱寄回家时，她握着汇款单，站在邮局门口，久久没有离开。天空很蓝，风吹在脸上，依然带着寒意，但她心里那块冰封的角落，似乎有那么一丝丝融化的迹象。
这点微小的成功，像在无尽黑暗里投下的一颗火种，虽然微弱，却真切地照亮了一小步前路。她证明了自己，证明努力是有用的。
但很快，她就发现，转正、加薪，对于改变整个家庭的困境来说，依然是杯水车薪。父亲的药不能停，弟妹的学费年年要交，家里的旧债要还…一百二十块，刨去最基本的生活费，能寄回家的，依旧赶不上花销的速度。一种新的焦虑开始取代最初的欣慰。
她需要赚更多的钱。但在这个闭塞的奶厂里，一个流水线女工的收入，一眼就能望到头。
突破口在哪里？
她开始更加留意厂里的一切信息。她注意到，偶尔会有穿着体面、操着外地口音的人来厂里考察，车间主任会陪着，点头哈腰。她听工友闲聊说起，厂里技术好的老师傅，会被别的厂子高薪挖走。她甚至有一次，在厂办公室外的布告栏上，看到一张皱巴巴的、被风雨侵蚀过半的培训通知，好像是市里某个技术学校举办的短期培训班，教授一些简单的机械维修或电工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