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还想说话，被一名警员轻轻按住肩膀：“走吧，配合调查。”

他临走前回头看我一眼，眼里有恨，也有怕。

我没躲，就那么看着他被带走。

门关上后，我走到窗边，把刚才撕碎的合同残片从垃圾桶里捡出来，摊在掌心看了看，又放回去。手机放在腿上，屏幕黑着，我没解锁，也不用看。

我知道他们还会来。

但不会再是这种姿态。

我坐回椅子，调整了一下背包的位置，防震箱的边角硌着椅背，发出轻微的响声。母亲翻了个身，轻声说：“小哲……没事了吧？”

“快了。”我说，“再等等。”

她没再问，闭上眼慢慢睡去。

我盯着天花板角落的裂缝，一动不动。那条缝从墙角斜着爬下来，像被人用刀划过一道。

半小时前，我坐在出租车后排，司机问我绕完路去哪儿。

我说：“回医院。”

他说：“你这年纪，不该这么累。”

我没答。

车开过江滨路，晚风从半降的车窗灌进来，吹得我耳朵发凉。

现在我想起来，那时候包里的玉璧还在微微发烫，像是刚从地下挖出来时那样。

我伸手摸了摸包面，布料已经凉了。

走廊又有了动静，但不是皮鞋声，是拖鞋啪嗒啪嗒的节奏。护士推着药车经过，隔着门说了句：“十五分钟后查房。”

我没应声。

等她走远，我掏出手机，打开相册，翻到一张照片——是昨天打印的银行流水，右下角有我用红笔圈出的数字：2,920,000。

我放大那串数字，盯着看了五秒，然后退出，锁屏，放回口袋。

外面天色渐暗，最后一缕光卡在窗帘缝隙里，像根断掉的线。

我坐着没动。

直到听见隔壁床的心电监护仪发出规律的嘀嘀声，我才缓缓吐出一口气。

这时候，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没有马上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