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意义：当“草根”成为数字时代的文化主角

在移动互联网普及与短视频平台迅猛发展的双重推动下，中国互联网的文化生产格局正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据《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近年，我国短视频用户规模已突破10亿大关，占网民整体的近九成。这一庞大的用户基数不仅催生了海量的内容创作者，更推动了一种新型文化形态——“草根文化”的蓬勃兴起。所谓“草根文化”，本质上是由普通大众（而非专业精英）主导的、以日常生活为土壤、以自发表达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它天然带有“去中心化”“接地气”“强互动”的基因，与短视频“短平快”“碎片化”“强参与”的传播特性形成了天然的耦合。

在这场文化变革中，“网红”作为草根文化的典型载体，已从早期的“网络红人”标签，演变为观察当代社会心态、群体认同与传播机制的重要窗口。从早期的“papi酱”“李子柒”到后来的“张同学”“疯狂小杨哥”，再到无数扎根于县域、乡镇的地方创作者，网红群体的构成日益多元化，其影响力也从单纯的娱乐消遣，渗透至文化传播、经济赋能甚至社会治理的多个层面。然而，在众多网红中，绝大多数聚焦于一线城市生活、精英视角叙事或高度商业化运作，真正来自县域、乡镇，以方言为语言基底，以市井生活为创作素材，由普通草根自发成长起来的“非典型网红”，却往往被主流视野忽视——而他们恰恰是观察“沉默的大多数”如何通过数字技术争夺表达权、构建文化认同的关键样本。

弋阳笑哥（本名吴森，网络昵称“笑逗先森”）正是这样一位具有典型意义的“非典型网红”。他并非科班出身的内容创作者，没有专业的拍摄团队，也不刻意迎合流量算法的“爆款公式”，而是以江西弋阳（一个常住人口不足40万的赣东北小城）为创作背景，用弋阳方言讲述县城青年的婚恋焦虑、邻里间的鸡毛蒜皮、市井生活中的微小幽默。他的视频既没有宏大的叙事野心，也不追求精致的视觉呈现，却凭借“真实到近乎粗糙”的表演风格、“土味中带着机锋”的幽默表达，以及始终如一的“草根立场”，在短短几年内积累了数十万粉丝（主要集中在三四线城市及县域受众），并引发了关于“草根网红价值”“地域文化表达”“流量时代真实性”等一系列讨论。

研究弋阳笑哥的意义，正在于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剖麻雀”的契机：通过这位“非典型网红”的成长轨迹、内容创作与争议现象，我们可以窥见数字时代草根文化如何依托短视频平台实现自我表达？地域文化如何在主流叙事之外寻找传播突破口？普通人在流量规则中如何平衡“被看见”的渴望与“做自己”的坚持？这些问题不仅是理解弋阳笑哥个体的关键，更是把握当代中国草根文化生态的核心命题。

二、研究对象界定：多维身份下的“弋阳笑哥”

要理解弋阳笑哥的文化意义，首先需要明确其作为研究对象的复杂身份——他并非单一维度的“搞笑博主”，而是一个集多重角色于一体的复合型文化符号。

首先，他是“地方性搞笑创作者”。弋阳笑哥的所有视频均以弋阳为地理背景（如弋阳龟峰景区、县城老街、家庭住宅等），内容聚焦弋阳人的日常生活：可能是菜市场里为几毛钱讨价还价的夫妻，可能是隔壁邻居因广场舞噪音引发的争吵，也可能是县城青年被催婚时的无奈吐槽。他用弋阳方言（夹杂少量普通话）演绎这些场景，通过夸张的表情、戏剧化的肢体动作和“接地气”的台词，将普通人的生活困境转化为“让人笑着思考”的段子。这种创作不仅满足了本地受众的“乡□□鸣”，也让外地受众通过“方言梗”和“生活场景”感受到中国县域的真实样貌。

其次，他是“争议性网络符号”。弋阳笑哥的走红并非一帆风顺——他早期曾因自称“网络虚拟人物”，宣称创作目的是“造富人类”“散财布施”等言论引发争议；他在视频中时而调侃地域局限（如“我们弋阳是小地方，但小地方也有大快乐”），时而又以“弋阳人”的身份表达骄傲（如“我们弋阳人就是实在”），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让部分受众质疑其“真实性”；此外，他对批评的回应往往较为直接（如“不喜欢可以划走，我做我自己”），也被一些网友贴上“傲慢”的标签。这些争议使他不再只是一个“搞笑者”，更成为一个被讨论、被解读甚至被误读的“文化符号”。

最后，他是“草根文化的践行者与传播者”。与依赖M机构（网红孵化公司）、追求商业变现的主流网红不同，弋阳笑哥的创作始终带有鲜明的“草根性”：他没有签约任何专业团队，视频拍摄多为一人分饰多角（自己扮演丈夫、妻子、邻居等多个角色），道具是家里的锅碗瓢盆，场景是真实的县城街道；他的内容不刻意迎合“高大上”的审美，而是聚焦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他多次在视频中表达“不想赚太多钱，就想让大家开心”的创作理念，甚至自嘲“我的视频可能不高级，但一定真实”。这种“草根立场”使他成为县域草根群体的“数字代言人”——他的成功与争议，本质上都是草根文化在数字时代争取生存空间的缩影。

三、文献综述：网红研究中的“草根缺席”与补白需求

现有学术研究对网红现象的探讨已形成较为丰富的成果，但聚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类：其一，网红的商业化路径（如粉丝经济、流量变现、品牌合作），关注网红如何通过内容吸引用户并转化为经济价值；其二，网红的社会影响（如舆论引导、文化传播、青少年价值观塑造），探讨网红作为“意见领袖”对社会行为的塑造作用；其三，网红的类型化分析（如知识型网红、颜值型网红、搞笑型网红），基于内容特征对网红进行分类研究。

然而，这些研究普遍存在一个显著缺口：对“草根网红”的深度关注不足。所谓“草根网红”，指的是没有专业背景、不依赖机构孵化、以普通人的身份通过自发创作走红的创作者。现有文献中，多数研究将网红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分析，或聚焦于头部网红（如李佳琦、薇娅）、垂直领域网红（如科技博主、美妆博主），而对扎根于县域、以方言为语言基底、以市井生活为创作素材的“非典型草根网红”（如弋阳笑哥）的个案研究极为稀缺。即使偶有涉及县域网红的研究，也多从“地域文化传播”“文旅推广”的功利视角切入，强调其对地方经济的“工具性价值”，却忽视了草根创作者本身的主体性——他们的创作动机、身份认同、情感诉求，以及这些微观个体如何通过数字技术参与更广泛的文化对话。

这种“草根缺席”导致我们对网红现象的理解存在片面性：我们看到了头部网红的光鲜，却忽略了支撑起整个网红生态的“沉默大多数”；我们关注了网红的商业价值，却较少探讨他们如何为普通受众提供情感慰藉与身份认同；我们研究了网红对主流文化的影响，却未充分关注草根文化如何通过网红载体实现自我表达与传承。弋阳笑哥的案例，恰恰填补了这一研究空白——他的“非典型性”（地方性、草根性、争议性）使其成为一个理想的观察窗口，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理解数字时代草根文化的生产机制、传播逻辑与社会意义。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多维视角下的深度剖析

为系统回答上述问题，本书采用“理论对话+案例深描+实证观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包括：

? 文本细读法：对弋阳笑哥的代表性视频（如播放量超过10万的爆款内容、引发争议的关键片段）进行逐句分析，重点关注其内容题材（如婚恋、邻里、职场）、语言风格（弋阳方言的使用、幽默手法的类型）、视觉呈现（场景布置、服装道具、镜头语言）及价值传递（如乐观态度、地域认同），提炼其内容创作的核心特征。

? 网络民族志法：通过爬取弋阳笑哥抖音账号的评论区（截至近年）、粉丝社群（如抖音粉丝群、相关话题超话）的互动内容，结合对部分粉丝（包括弋阳本地居民与外地受众）的半结构化访谈，分析受众对其内容的接受逻辑（如“为什么觉得好笑”“哪些点引发共鸣”）、争议的焦点（如“虚拟人设是否虚伪”“做自己是否等于任性”）以及粉丝群体的情感认同（如“我们弋阳人支持他”的集体归属感）。

? 理论交叉分析：引入传播学中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解释受众为何消费草根内容）、社会学中的“身份认同理论”（探讨创作者与受众如何通过短视频建构自我认同）、文化研究中的“草根理论”（分析底层文化的表达机制），以及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解读短视频平台中的娱乐化互动），从多学科视角解码弋阳笑哥现象背后的文化逻辑。

基于上述方法，全书构建了“背景—历程—内容—争议—地域—理论—启示”的逻辑框架：从短视频时代的草根文化背景切入，梳理弋阳笑哥的崛起轨迹，深入分析其内容生产的草根智慧，探讨争议背后的身份焦虑，审视地域文化的传播实践，结合理论视角揭示其文化意义，最终总结对当代草根文化发展的启示。

五、核心问题：一个草根网红为何值得深度解读？

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在算法主导流量、精英话语占据高地的数字时代，弋阳笑哥这样一个“没有背景、不追求爆款、甚至常被争议包围”的草根网红，为何能够持续吸引数十万粉丝？他的内容为何既能让人发笑，又能引发关于真实性、地域性、价值导向的讨论？他的成长与争议，又为我们理解当代草根文化提供了哪些关键启示？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弋阳笑哥这一个体的命运，更关乎我们对“数字时代普通人如何表达自我”“地域文化如何突破传播壁垒”“草根文化如何在流量规则中生存”等宏观命题的理解。正如社会学家鲍曼所言：“在流动的现代性中，普通人通过微小的抵抗与创造，维系着对生活的掌控感。”弋阳笑哥的“笑”，或许正是这种抵抗与创造最生动的注脚——而这，正是本书选择他作为研究对象的终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