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年的春天，仿佛是被南风与星火催醒的，来得格外早些。

积雪消融，柳梢泛绿，京城灰扑扑的色调里，开始点缀上些许生机。

对我而言，这个春天意味着扎根与生长，是在已然打开的局面中，更深层次的耕耘。

《心太软》的demo经由滚石制作人润色、任贤齐录制完成后，如同我预想中那般，在港台地区率先掀起波澜。

它那直白到近乎朴拙的歌词，和朗朗上口、极易传唱的旋律，像一种听觉病毒，迅速占领了各大电台排行榜和街头巷尾的音像店。

虽然在内地正式引进尚需时日，但通过沿海地区的盗版磁带和电台信号的偶尔“泄漏”，那股“你总是心太软，心太软”的旋律已经开始悄然蔓延。

陈健添先生收到的来自南方的反馈愈发积极，滚石方面更是表达了进一步合作的意愿。

这无疑进一步巩固了我在红星生产社的地位，甚至隐隐有了一丝“财神爷”的意味。

陈先生看我的眼神，愈发像看着一件稀世珍宝。

他开始与我商议，将之前签订的合约细节进行一些“友好”的调整，适当提高了我的版税分成比例，并更加尊重我在创作上的自主权。

这是一种基于价值的认可，我心安理得地接受。

然而，我并未沉溺于此。

郑钧师兄邀约的《回到拉萨》，成了我开年后的第一个挑战。

这首歌不同于《心太软》的流行套路，它需要一种粗粝的生命力、一种近乎原始的宗教般的情感爆发。

我并没有简单地将记忆中的旋律复制出来，而是真正沉下心来，结合郑钧那高亢嘹亮又带着野性的嗓音特点，以及我对西藏那片神秘土地的想象（尽管此时我从未去过），对编曲进行了细致的打磨。

我大量运用了空灵的和声铺垫，模拟高原的风声与梵唱；在主歌部分刻意保留了旋律的棱角，突出其叙事感；

而在副歌部分，则设计了极具冲击力的高音旋律线，让郑钧的嗓音优势得以彻底释放。

当我将初步成型的曲谱和小样交给郑钧时，他听完，沉默了很久，然后猛地给了我一个用力的拥抱，什么也没说，但眼神里的激动与认可，说明了一切。

这首歌的创作过程，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不同于单纯“搬运”的快感。

这是一种基于理解、融合与再创造的愉悦。

我开始有意识地尝试这种模式——以“先知”的旋律为骨，以我对这个时代、对合作对象的理解为肉，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在文学领域，《明朝那些事儿》第二册的出版流程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有了第一册的轰动效应，第二册受到的关注度更高。

聂老和编辑部的老师们对我愈发信任，在保持作品核心风格不变的前提下，给予了我更大的创作自由。

我们一同商讨章节结构，推敲措辞，确保在“好玩”的同时，历史的主线脉络清晰无误。

读者的来信已经积攒了厚厚一摞，被我小心翼翼地收藏在招待所的抽屉里。

闲暇时翻看，成了我最好的精神慰藉和动力来源。

我知道，我笔下那个有血有肉、会犯傻也会雄起的朱元璋，那个执拗得可爱的海瑞，正在走进越来越多人的心里。

这种通过文字与无数陌生人建立连接的奇妙感觉，是任何版税数字都无法替代的。

名声带来的也不全是美好。

偶尔，我还是会被一些特别执着的记者或乐迷在红星生产社门口或者中戏校园里“堵”到。

面对镜头和追问，我逐渐摸索出一套应对之道：保持礼貌，言简意赅，多谈作品，少谈个人，必要时露出属于十岁孩子的、略带腼腆的笑容，往往能化解许多成年人的步步紧逼。

陈先生和聂老也继续发挥着“防火墙”的作用，替我过滤掉大量不必要的干扰。

生活上，我愈发独立。招待所的房间被我收拾得井井有条，甚至还弄来了一个小电炉，偶尔会自己煮个鸡蛋或者下点面条，改善伙食。

我学会了去邮局给家里汇款、寄信，去银行办理简单的存取款业务。

父母在电话里的担忧渐渐变成了骄傲的絮叨，家里条件因我的收入而大为改善，父亲真的听从我的建议，将货车承包了出去，筹划着购买小客车跑客运，这让我倍感欣慰。

四月初的一天，一个意外的访客打破了红星生产社午后的宁静。

来人是一位戴着金丝眼镜、西装革履的中年男子，自称是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亚太区制作总监，姓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