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文华东方酒店顶层咖啡厅。
细雨从早晨开始飘洒，将这座摩登都市笼罩在薄纱般的水雾中。我坐在落地窗前，俯瞰被雨丝模糊的维多利亚港。高军坐在对面，面前摊开着“星海”香港事务的进度表，目光不时投向门口——我们在等两位从不同方向飞来的客人。
下午两点整，李宗盛和杨峻荣几乎同时抵达。
李宗盛戴橘红色框眼镜，格子衬衫，头发稍许凌乱，眼神里带着兴奋。杨峻荣则完全不同——西装革履却难掩疲惫，公文包鼓鼓囊囊，走进咖啡厅时甚至差点绊了一跤。
“李老师，杨总，一路辛苦。”
“浩彣，高总。”李宗盛笑着坐下，立刻点了美式咖啡，“燕姿那边进展太好了，我必须亲自过来跟你说。她在新加坡录的三首demo，水准完全超乎预期。”
杨峻荣却没有点任何东西。他直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声音沙哑：“浩彣，出事了。台北那边……阿尔法撑不住了。”
咖啡厅背景音乐恰好在此时切换，舒缓的爵士钢琴曲与凝重的气氛形成诡异反差。
“慢慢说，杨总。”我示意服务员先离开，高军则不动声色地将“请勿打扰”牌子挂在卡座外。
杨峻荣深吸一口气，从公文包里掏出一叠文件。最上面是财务简报，密密麻麻的数字用红笔圈出了好几处。
“吴老板在内湖投资的那块地，彻底套牢了。”他声音压得很低，“银行催贷，供应商催款，上个月连员工的薪水都差点发不出来。现在阿尔法只剩两条路：要么等着注资，要么打包卖掉，要么把艺人合约拆分转手。”
我手指轻轻敲击桌面。前世记忆里，阿尔法音乐是在2002年打包卖给好乐迪的，原来在这个时期就已陷入财务危机。
“上次见到的那个周杰伦呢？”
“已经有好几家公司在接触了。”杨峻荣苦涩地说，“滚石、华研、甚至香港的英皇……吴老板现在就像在拍卖会上，谁出价高就给谁。但问题是——”他顿了顿，“这些公司要的是能立刻赚钱的艺人。杰伦的风格……太特别了。我私下打听过，他写的歌大多被退回了。”
李宗盛这时插话，语气带着艺术家的愤慨：“他们懂什么！杰伦的demo我听了，这是一种创新，是突破！既然写的歌被退回了，不如自己发片！”
“创新需要成本，需要时间。”杨峻荣看向李宗盛，“李大哥，你我都知道，阿尔法现在的状况，哪里有钱给他制作专辑？如果再投入宣传，万一市场不接受……”
他话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在这个追求快钱的时代，没有人愿意为一个不确定的未来下重注。
窗外，雨下得大了些。雨点打在玻璃上，划出一道道蜿蜒水痕。
我端起柠檬水，轻轻晃了晃，看着冰块在杯中旋转。
“杨总，”我缓缓开口，“你有带杰伦新的demo吗？”
杨峻荣愣了一下，随即从公文包内侧口袋掏出索尼随身听和耳机：“带了，最新版的五首小样。”
我戴上耳机，按下播放键。
第一首，《春夏秋冬》。
钢琴前奏干净清澈，带着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罕见的都市感。然后是周杰伦的声音——慵懒中透着自信，含糊中藏着精确的独特唱腔。
三十秒，一分钟，两分钟……我闭上眼睛，让音乐完全包裹住自己。
虽然还没有徐若瑄后来填的词，但我知道这就是未来的《可爱女人》！
第二首，《龙卷风》，已经初具雏形，但被吴总以“不合适”的理由退回。
第三首只有曲调，是未来的《伊斯坦堡》。
……
前世记忆如潮水般涌来。
2000年11月7日，这张专辑横空出世时引发的震撼；《星晴》在校园里被无数人传唱；《黑色幽默》成为KtV必点曲目；还有方文山作词的《反方向的钟》《完美主义》《娘子》《斗牛》……印象最深刻的还有《印第安的老斑鸠》。
这些歌不只定义了一个时代的流行音乐，更成为一代人的青春记忆。
但现在，它们是五首还未面世的小样，装在廉价的随身听磁带里，前途未卜。
我摘下耳机，看着面前三张等待答案的面孔。
“杨总，这首，写老斑鸠的叫啥？”
“方文山。”杨峻荣说，“和杰伦差不多时间进公司的。”
“高总，‘星海’账上现在能动用的现金有多少？”
高军心算几秒：“扣除运营预留和已立项项目的预算，大概还有三百五十万左右。”
“李老师，杨总，”我转向两位共荣音乐的股东，“如果我要确保周杰伦这张专辑，按照最高标准制作、最高规格宣传、不受任何干扰地面世，需要多少预算？”
李宗盛和杨峻荣对视一眼。
杨峻荣先开口：“制作费估计要八十多万台币，折合人民币二十万左右。如果要做完整的宣传——包括mV拍摄、电台打榜、平面广告、首发活动——至少还需要一百五十万人民币。”
“如果我想让这张专辑在两岸三地同步推广呢？”
“那……可能要翻倍，三百万打底。”杨峻荣声音发干，“而且风险极大。万一失败，这些钱就全打水漂了。”
咖啡厅里安静下来。背景音乐换成《moon River》，悠扬的萨克斯风在空气中流淌。
我站起身，走到落地窗前。雨中的维多利亚港，渡轮在灰蒙蒙的海面上犁开白色浪花。对岸九龙的楼群在雨雾中若隐若现，像未完成的水墨画。
“高总，以‘星海’的名义签下周杰伦和方文山。”我没有回头，“从我的个人账户转三百万到‘共荣音乐’，专项用于周杰伦首张专辑的制作和宣发。这笔钱，我个人承担全部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