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巍在准备新歌，歌词写得很痛苦，“每一句都要从心里抠出来，不能骗自己。”

田震在筹备全国巡演，“三十多岁了，再不疯就老了。想好好唱几年，给喜欢我的人一个交代。”

这就是1999年的中国音乐人。在商业化和艺术性之间挣扎，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摇摆，有的人妥协了，有的人还在坚持，但眼睛里还有光。那光可能微弱，但足够照亮自己的路，也照亮同行者的路。

散场时，陈健添送我出来。簋街的灯火依旧辉煌，空气里弥漫着各种食物的香味。

“浩彣，”他点了支烟，火星在夜色中明明灭灭，“香港那边，出版的事我不懂。但我懂一件事——不管做什么，核心不能丢。你的核心是什么？是讲个好故事？是表达一种态度？还是别的什么？”

我想了想，夜风吹来，带着初夏的暖意：“是连接。陈叔。用历史连接现在和过去，用音乐连接不同的人，用故事连接现实和想象。我想做一个连接者。”

“那就记住这个。”陈健添拍拍我的肩膀，力道很重，“别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别被别人的评价左右。你知道什么是对的，就坚持。就像我们做音乐。别人说摇滚死了，我们就偏要做出好摇滚。别人说独立音乐没市场，我们就偏要支持独立音乐。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有价值。没了，可惜。”

“我记住了，陈叔。”

出发前最后一天，我去见了林教授。

声乐课照常。练声，发音，共鸣训练。一个小时的课程，我全神贯注。

“变声期基本过了。”林教授下课后说，难得地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现在的声音，是你的‘成年嗓音’了。有厚度，有宽度，也有高度。接下来就是打磨，让它成为一件真正趁手的乐器。要注意保护，别过度用嗓。”

他让我唱了一段音阶，又试了几句歌，仔细听了听：“嗯，稳定多了。去香港如果演出或演讲，注意提前开声，多喝水，别吃太刺激的东西。”

“谢谢林教授。”我鞠躬。

林教授摆摆手，从抽屉里拿出一盒润喉糖：“香港潮湿，注意保护嗓子。还有……”他顿了顿，“如果那边有好的声乐老师，不妨也去请教一下。香港接触西方音乐教育比较早，有些方法可以借鉴。但记住，基础最重要，别学那些花里胡哨伤嗓子的技巧。”

我接过润喉糖：“明白。谢谢林教授。”

“去吧。”他摆摆手，目光里有关切，“你的路，还长着呢。别急，一步一步走扎实。”

周二上午，首都机场。

阳光很好，天空湛蓝。机场里人来人往，广播里中英文交替播报着航班信息。空气里有咖啡、香水、还有淡淡的航空燃油味。

高军已经在候机厅等着了，手里拿着两个行李箱——一个装衣物，一个装文件和我熬夜赶出来的《鬼吹灯》前三章稿子，还有为三联准备的故事蓝图和核心价值阐述。

“小田总，”高军把登机牌递给我，“青年节快乐。香港那边，三联书店安排了接机。周生也说晚上要请我们吃饭，聊聊与‘共荣音乐’下一步的计划。”

我点点头，看着窗外起起落落的飞机。巨大的金属鸟在跑道上滑行、加速、抬头，冲向蓝天，留下一道白色的轨迹。

上一次去香港，是去年七月，为了“共荣音乐”的谈判。那时更多是试探、是摸索、是小心翼翼地尝试。

这一次，又是新的出征。带着一个全新的故事，去叩响一扇新的大门。

门后是什么？是更广阔的世界，还是更严峻的挑战？

不知道。但门总要叩响，路总要走下去。

登机广播响起，标准的女声用中英文播报：“前往香港的cA111次航班现在开始登机……”

我和高军走向登机口。皮鞋踩在地毯上，几乎没有声音。

飞机起飞时，我透过舷窗看着下面越来越小的北京城。

城市像一幅微缩模型，道路如线，房屋如积木，行人如蚁。

这座城市见证了我从十岁到十五岁的成长，见证了一个乡镇孩童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写完了六本历史书，创立了公司，写出了国际热单，即将出版新的小说……

而现在，我要暂时离开它，去另一个地方，开始另一段征程。

飞机穿过云层，进入平流层。阳光刺眼地照进来，云海在下方铺展开来，像无垠的白色雪原。

我打开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又看了一遍《鬼吹灯》的故事梗概，还有为核心价值梳理准备的那些要点。

胡八一，王凯旋，Shirley杨……这些还没有被任何人知道的名字，这些只存在于我脑海中的冒险、谜团、友谊、抉择。

很快，它们就要走向世界了。通过香港，走向港澳台，走向东南亚，走向所有华文世界。

高军递过来一瓶水：“小田总，休息会儿吧。到了香港，还有得忙。晚上和周生吃饭，明天见李泽明，后天还要去‘原点音乐’开会……”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闭上眼睛。

但脑海中，故事还在继续。那些古墓的机关，那些失落的文明，那些在黑暗中闪烁的人性微光，那些对历史的追问，那些对自我的寻找……

它们等着被讲述。

等着被听见。

等着与无数读者相遇。

飞机平稳地飞向南方。

飞向那个被称为“东方之珠”的城市。

飞向大海，飞向更广阔的天空。

飞向又一个开始。

引擎的轰鸣声在耳边持续，像一首宏大的背景音乐。

而我，已经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