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番话让我刮目相看。在这个大多数香港电影人还停留在“拍片-上映-收钱”简单模式的年代，他已经看到了产业链的更大图景。

“刘导的视野很开阔。不过，我还有个问题。如果我们要合作，您打算如何处理历史真实性和戏剧加工之间的平衡？”

这问题显然问到了关键。刘伟强沉吟片刻，起身从书架上抽出一本厚影集，翻到其中一页。那是一组《古惑仔》剧照，旁边贴着香港黑帮真实案件的剪报。

“田先生，你看。”他指着那些资料，“拍《古惑仔》的时候，我做了大量调研。真实的黑帮生活是什么样？和电影里一样吗？当然不一样。电影要好看，必须提炼、加工、强化。但核心的东西不能变——那种兄弟情义，那种江湖规矩，那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无奈。”

他合上影集：“拍历史片也是同样的道理。朱元璋不可能每说一句话都引经据典，郑和下西洋的船员不可能个个满口文言文。我们要做的是抓住历史的‘神’，然后用现代人能够理解和共鸣的方式，把‘形’呈现出来。”

接下来一小时，我们深入探讨改编细节。刘伟强展现出商业片导演的专业素养——对市场敏感，对观众心理把握精准，对制作流程了如指掌。但同时，我也能感觉到，他内心深处确实有一种想要突破自我、创作更有分量的渴望。

中午，浅水湾私房菜馆

餐厅位于老式别墅一楼，窗外是绵长沙滩和蔚蓝大海。刘伟强显然是常客，老板亲自迎接，安排安静包间。

“这里的清蒸东星斑是全香港最好的。”刘伟强热情推荐，“还有他们自制的虾酱，配炒空心菜一绝。”

等待上菜时，他聊起了香港电影产业的现状。

“田先生，你别看香港电影现在好像很繁荣，金像奖一年比一年热闹，其实危机四伏。”他点了支烟，眼神忧虑，“好莱坞大片越来越强势，《泰坦尼克号》去年在香港拿了六千多万票房，我们的本土电影呢？能过千万就已经是爆款了。”

“而且，”他吐出一口烟圈，“人才在流失。吴宇森去了好莱坞，周润发也去试水，连武术指导、美术指导都被高薪挖走。留下来的人，要么拼命拍烂片赚快钱，要么像我这样，想转型却找不到方向。”

服务员开始上菜。清蒸东星斑果然鲜美，鱼肉嫩滑，酱汁恰到好处地衬托出食材本味。

“所以刘导想和内地合作，不只是看中一个题材，更是看中内地庞大的市场和发展潜力？”

“没错。”刘伟强小心夹起一块鱼腹肉，“香港太小了，五百万人，市场已经饱和。内地有十二亿人，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人进电影院，那就是一千两百万观众。这个数字，香港电影人做梦都不敢想。”

他顿了顿，继续说：“但是想进入内地市场，也不容易。审查制度是一道坎，文化差异是另一道坎。很多香港导演拍的东西，内地观众看不懂，或者不喜欢。所以我一直在想，有没有一种方式，既能保留香港电影的快节奏和视觉冲击力，又能符合内地观众的审美和价值观？”

“《明朝那些事儿》就是这种尝试？”

“至少是一个可能性。”刘伟强认真地说，“你的书在内地卖得好，说明这种讲述历史的方式是被接受的。如果我们能用电影的语言，把你的文字视觉化、戏剧化，也许就能找到那条通往更广阔市场的路。”

午餐在深入交流中结束。临别时，刘伟强握着我的手说：“田先生，不管最后我们能不能合作，今天这次谈话都让我受益匪浅。你虽然年轻，但对文化产业的理解，比我见过的很多老江湖都要深刻。”

下午两点，香港电影文化中心

旧工厂改造的建筑，裸露的红砖墙、钢架结构与现代玻璃幕墙形成有趣对比。一楼展览厅正在举办“香港电影百年回顾展”，老照片记录着从黑白默片到彩色宽银幕的变迁。

徐克和陈嘉上已经在二楼会客室等候。两人风格迥异——徐克穿着黑色中式上衣，头发有些凌乱，正专注看手中剧本；陈嘉上西装革履，面前摊开厚笔记本，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徐导，陈导，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是我们来早了。”陈嘉上起身握手，笑容温和，“徐导说今天要见的这位小朋友很有意思，非要提前过来准备。”

徐克这才抬起头，目光如炬地看向我。他打量人的方式很特别，像在观察复杂的镜头构图，目光在几个关键点间快速移动。

“田浩彣。”他念出我的名字，声音低沉，“写《明朝那些事儿》的那个。”

“是我，徐导。”

“坐。”徐克指了指对面沙发，自己却依然站着，“你的书，我看了。有个问题想问你——你写朱元璋杀功臣那段，为什么要用那么多心理描写？历史书上不会写这些。”

这问题很有徐克的风格，直接，切入核心。

“因为历史是人创造的，而人有情感，有动机，有恐惧。”我平静回答，“朱元璋为什么要杀功臣？仅仅是因为忌惮他们的权力吗？还是因为他从底层爬上来，内心深处始终有一种不安全感？我想写的，不仅仅是‘发生了什么’，更是‘为什么会发生’。”

徐克沉默几秒钟，突然转身在白板上画起来。他用简单线条勾勒出几个人形，在人物之间画上箭头、问号、感叹号。

“看，这就是戏剧。”他指着那些图形，“人物关系，情感冲突，命运抉择。历史是已经写好的剧本，但拍电影的人，要去挖掘剧本背后的潜台词。”

陈嘉上笑着插话：“徐导一谈起创作就这样。田先生别介意，他是真的对你的作品感兴趣。”

接下来三小时，我们进行了一场高强度、高密度的对话。

徐克对历史中的“奇人异事”特别着迷——姚广孝这个和尚谋士，郑和这个宦官航海家，于谦这个文人救国的兵部尚书……在他眼中，这些都不是干巴巴的历史人物，而是一个个充满戏剧张力的电影角色。

“田先生，你书里写姚广孝劝朱棣起兵那段，我反复读了好几遍。”徐克越说越兴奋，开始在房间里踱步，“一个和尚，在寺庙的禅房里，用一盘棋、几句话，就说服了一位藩王去争夺天下。这个场景太有画面感了——昏黄的油灯，棋盘上的黑白子，窗外淅沥的雨声，两个人压低的对话声……”

他闭上眼睛，仿佛已看到那个镜头：“我要用特写，拍姚广孝的眼睛。那不是一个普通和尚的眼睛，那是一个能看到天下大势的眼睛。然后镜头缓缓拉开，从眼睛到脸，到整个禅房，最后是窗外无边的黑夜——那是等待被点燃的时代。”

陈嘉上则更关注宏观结构。“如果要做系列电影，我们需要整体规划。第一部讲什么？第二部讲什么？人物怎么贯穿？主题怎么深化？不能拍一部算一部，那样成不了经典。”

他翻开笔记本，上面已画好详细时间线：“我建议，我们可以按照‘开创-鼎盛-危机-重生’的脉络来规划。第一部，明朝开国，讲创业的艰难；第二部，永乐盛世，讲守成的智慧；第三部，土木堡之变，讲危机的考验；第四部，张居正改革，讲变革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