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是周明远熬了几个通宵写出来的。账面做得天衣无缝：吸纳粮食多少（一个不大的数字），发放借贷多少（更小的数字），结余多少（几乎没有），章程繁琐，限制重重，结论是“此模式在现阶段管理成本过高，推广价值有限”。

魏莱看过，点了点头，让周明远亲自送去县里。

周明远去了，当天下午就回来了，脸色比去时更难看。

“镇长，杜书记没看报告。”周明远声音发紧，“他直接问我，四水镇是不是还有‘私设的小粮仓’，藏在西山那边？还说…有人举报，看见你们夜里偷偷往西山运东西，种的不是正经庄稼。”

魏莱的心猛地一沉。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杜书记不仅知道，而且掌握了“人证”。

“举报的人是谁？”

“杜书记没说。但他让我带话给你，”周明远咽了口唾沫，“明天，他要带地区工作组，亲自来四水镇，‘全面检查秋收成果和粮食储备情况’。让你…做好准备。”

全面检查。这意味着，不只是看账本，而是要实地查看，甚至可能入户搜查。西山那些刚种下去的土豆块，砖窑里藏的种薯和粮食银行真正的底子，都有暴露的风险。

“另外，”周明远补充道，声音更低，“杜书记还特意问了张铁匠在搞什么。我说是在试验打农具的新钢口。他冷笑，说‘恐怕不止吧’，让我们‘把不该搞的东西，都清理干净’。”

威胁的意味，已经毫不掩饰。

屋子里一片死寂。李铁柱拳头捏得咯咯响，马三炮脸色惨白，周明远忧心忡忡。

魏莱沉默地坐着，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半晌，他抬起头，眼中已没了刚才的凝重，反而有一种近乎解脱的平静。

“该来的，总会来。”他说，“既然躲不过，那就让他查。”

“镇长！”李铁柱急道，“那些土豆…”

“今晚，把砖窑夹墙里的种薯和粮食，全部转移。”魏莱快速部署，“种薯转移到…雷班长的坟下面。挖深点，做好伪装。粮食，分散到最可靠的几户军属家里，藏进地窖或夹墙。记住，每家只藏一点点，绝对不能被一锅端。”

“西山那些土豆块呢？”马三炮问。

“不动。”魏莱说，“那是刚种的，还没发芽，就算被挖出来，也看不出来是什么。而且，分散在好几个地方，他查不过来。”

“那铁匠铺…”

“铁匠铺照常打铁。”魏莱说，“把那些试验用的瓶瓶罐罐、记录本，全部藏到…炮楼下面那个废弃的地窖里。张铁匠，明天你就带着徒弟，老老实实打锄头，别的什么都不要说，不要做。”

他看向周明远：“周文书，明天杜书记来了，账本、文件，他要看什么给看什么，问什么答什么，如实说——按照我们准备好的‘实情’说。”

最后，他看向李铁柱：“李村长，明天你带人，‘配合’检查。他们要去哪，你就带他们去哪。态度要‘积极’，但脑子要清醒。”

一条条指令清晰冷静，仿佛在布置一场战役。众人领命，各自匆匆离去准备。

魏莱独自留在炮楼。他走到窗边，看着外面沉沉的夜色。镇子里，隐约传来压抑的响动，那是人们在执行他的命令，进行最后的隐藏和转移。

他知道，明天将是一场硬仗。杜书记是有备而来，目标明确。能不能保住四水镇这点最后的家底和希望，就看明天的应对了。

他摸了摸怀里，那里揣着那把铬钢匕首，和一份他早就写好的、关于四水镇实际情况及杜书记“不当干预”的说明材料。如果明天事态彻底失控，这就是他最后的“武器”。

夜色渐深，寒风呼啸。

四水镇在不安中，等待着黎明的审判。

第二天上午，杜书记果然带着地区工作组，浩浩荡荡地来了。除了县里的人，还有两个穿着中山装、表情严肃的地区干部。

没有寒暄，杜书记直接要求查看粮仓、账目，并“随机”抽查几户农家。

魏莱全程陪同，神色平静。粮仓里空荡荡，只有角落里那点刚上交、还未运走的公粮。账本清清楚楚，显示着粮食银行的“惨淡经营”和几乎为零的结余。

杜书记的脸色不太好看，显然没找到预想中的“小金库”。

接着是抽查农户。杜书记“随机”点了几户，其中就有马三炮家和另外两家靠近西山的农户。李铁柱带着路，工作组入户检查。

马三炮家里，除了炕上几床破被，灶台边一点可怜的杂粮，什么也没有。工作组翻箱倒柜，甚至用棍子捅了捅房梁和墙角，一无所获。

杜书记盯着马三炮：“马村长，听说你经常晚上往西山跑？”

马三炮一脸憨厚：“杜书记，我是去巡山啊！看看有没有人偷砍树，或者…有没有野猪祸害庄稼。您也知道，今年收成不好，野猪饿急了，什么都啃。”

“哦？那西山坡下那片洼地，怎么像是刚翻动过？”杜书记步步紧逼。

“那片地啊！”马三炮一拍大腿，“那不是前阵子霜冻，我看地闲着也是闲着，就撒了点草籽，想着冬天能长点草，开春好喂牲口。翻地？没有啊，就是耙了耙松土。”

回答得天衣无缝。杜书记阴沉着脸，没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