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彩凤感觉到不对的时候，事情才过去没几天。

她躺在床上捋细节。

浅粉底的床单上印着繁密的牡丹花，不带叶也不带枝梗，凭空奓出来一大朵，线条几乎完全一致的花瓣一圈圈铺出去，像层层叠叠的重影。她不喜欢这床单，但结婚前她妈非要买这个，说牡丹好，花大，以后能有钱。

她也是奔着‘有钱’俩字从山里边嫁出来。

出嫁那天，新郎官没来接，说山里太远，自行车骑到那会天都黑了，摸黑结婚不吉利，于是她摸黑起来化了妆，说是化妆也就涂个口红，绾了头发，换上一套大红色的衣服，在耳朵边别个花发卡，睡眼惺忪地就让家里兄弟架了出去。

她坐在一辆三轮摩托上颠簸着出了山，见到穿着夹克衫与西裤的新郎，枯躁的头发无精打采地蔫在头皮上，二八分，一撮卷毛打着弯钩住吊起的眼尾，狭长的眼睛从那钩拉开的缝里朝她看过来，让人心里一怔。

雷彩凤是看着他的嘴才敢嫁。

眼皮里不知盖着怎样一颗眼珠，至少嘴皮是咧着，她单方面认为他乐意娶她呢。

接着她就从一辆三轮摩托上下来，带着两床新棉被，两个粉色花边枕套的枕头，一张床单，两个红色大塑料桶，里边装着红鸡蛋、红枣与染成艳红碧绿的花生，爬上了另一辆三轮车的兜肚。

她现已嫁到婆家四年多，回想起来，当初那场婚事就像她卷铺盖从家里滚蛋，还带走了点理应属于她兄弟的‘财产’。

四年多，她没回过娘家。

起初只是想等个娘家的电话，她在心里设了个槛，自认为槛很低，低到只要她妈打一通电话来问问她好不好再客套两句说有时间回家看看，她就立马能收拾行李奔火车站去，在两座城市倒两趟车次，再换公交车、三卡摩托、步行，历时两到三天，也要回家去，就哪怕真是按着她妈说的看一眼，一眼就够。

可没有，她妈没给她婆家打过一个电话。

后来雷彩凤也想，不怪她妈。

老话历来讲“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从家里头泼出去的水能是什么水，洗脚洗澡洗菜洗碗涤荡出来的，多半是浇菜地也嫌其不够养分的剩水。雷彩凤在家里就是那种水，爹妈费了大劲把她泼到这十万八千里的小村落，应是抱着诀别之心嫁女。

出嫁那日，她妈给她梳头，絮絮叨叨说的那些话便可为证。

到了婆家别娇气，灶头桌头的活手脚利索点干，别就盯着你两口的衣服，公婆阿叔的衣服也一起洗洗，一人就那么几件衣服，费不下多少事，孩子么早点怀了，他们村里户口，头胎女的还能再要一个，头胎男孩就省事了。孩子上学不是问题，你婆婆有个兄弟蛮好的，会安排好，以后读完书寻工作也能搭个线，等孩子大了结婚了就好了，这辈子任务完成了。

梳个头的功夫，把她后头的大半辈子都捋顺了。

山里的爹妈就这么把她抛出来，一厢情愿地笃定了她万事顺遂的后半生。

雷彩凤都能想见她妈和村里人闲话的模样，必定是撇着嘴，既挂喜色又挂嗔怨的眉梢眼角，说着那些她自己不一定信服但格外需要听众笃信的话——

姑娘要爬上二十了，天天窝家里头，踏个门槛的人也没，我和老雷哪个夜晚有安稳觉睡？现在倒还好了，娃子小个时候没得运气，这福气在后头跟屁股追呀。能啥子人家？介绍的，小年青伙到外地来做做生意，跟我家小子有点关系的。是得是得，我家小子么这几年也还好，大出息是没得，过过日子么尽够了。哎呀，哪里想过讨个金贵媳妇嘞，都是过日子，过日子。

自从她七岁那年没了奶奶，她妈就像被解除了某种封印，净欢喜同村子里的妇人絮叨家况。有时擦肩而过，点头打招呼的齿缝里也要漏出一句“屋里头天天一个蛋，做死做活做给讨债鬼了呀”。

雷彩凤就是那个讨债鬼。

比起把媳妇娶进家门的兄弟而言，她这个做女儿的委实不太实惠。

喂到她嘴里的粮食连同一天天长大的她这人这副血肉骨头，都在出嫁后成了“别人家的”，好像出嫁作为一种分水岭，是能像斩断河流变换地貌一样拦腰截断她这个人。

雷彩凤现在是陈家媳妇。

她这会在镇上的小学打工，由于考不出教师资格证，就只能在半下午的光景楔入教室，同一群眼神明亮的孩子们待上半个多小时，看着他们把作业做完，她的‘管堂’就结束了。每天一块两毛的工资，是正式教师的三分之一。

在九十年代的南方村镇，能拿到一个月三十六块钱的收入，雷彩凤已很满足。

婚后四年，她谨慎小心地试验着她妈留给她的箴言，确实从中取到些不错的收益。

她的婆婆，每天到镇上矿脉淘洗挑拣矿石，手臂因早年脱臼没有及时处理而落下了一点残疾，这反而成为她施展媳妇功用的绝妙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