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的硝烟渐渐散去，这场大会战，中国军队以巨大的牺牲阻滞了日军的进攻势头，但终究未能守住武汉三镇。

重庆作为国民政府的陪都，成为日军下一步进攻的重点目标，一旦长江防线崩溃，日军沿江西进，四川将无险可守，抗战的根基也将被动摇。此时，重新构建长江上游的防御体系，成为国民政府亟待解决的战略难题。

经过军事委员会多轮磋商，一个清晰的战略构想逐渐成型：必须设立一个专门的战区，依托长江三峡的天险和武陵山脉的地理屏障，构建一道坚不可摧的防线，将日军阻挡在鄂西、湘西之外，确保四川大后方的安全。

1939 年 1 月23，国民政府正式发布命令，复设第六战区，与首次成立时不同，此次战区的管辖区域彻底转向华中西南侧，形成了以鄂西为核心，辐射湘西、川东、黔东的防御格局。

第六战区于 1937 年 9 月 17 日首次成立，军事委员会划津浦路北段为第六战区，以冯玉祥为司令长官，但因遭到西北军将领反对，战区迟迟未能筹建。

重新设立的第六战区，主要任务保护陪都和西南大后方。

具体来看，湖北省西部的宜昌、恩施、江陵等地，扼守长江上游咽喉，是防线的核心地带；湖南省西部的常德、沅陵一带，依托武陵山脉，可侧击日军西进之路；四川省东部的万县、奉节等地，紧邻三峡，是后方补给的重要枢纽；而贵州省东部的铜仁、玉屏等地，则构成了防线的西南侧翼，防止日军从侧翼迂回包抄。

这一战略定位的核心，在于 “以地形换空间，以防御拖时间”。长江三峡两岸峭壁林立，江面狭窄，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和大型舰艇难以展开，中国军队可凭借地势设置炮台、挖掘战壕，形成层层阻击；武陵山脉峰峦叠嶂、森林密布，不利于日军的快速推进，却适合开展游击战和阵地战，能够有效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

用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的话说：“第六战区是重庆的东大门，三峡是大门上的铁锁，武陵山是大门外的屏障，守住这里，抗战就有了喘息之机。”

战区复设后，将领任命成为重中之重。国民政府经过慎重考虑，任命周青云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因为第六战区大部份都在四省边地管辖地，只能选择周青云。

同时，吴奇伟调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长江上游江防军总司令，驻鄂西秭归县江北地区；吴奇伟是粤军将军，在淞沪会战、武汉会战中屡立战功，作战勇猛且富有谋略。

郭忏则被任命为六战区参谋长，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浙江诸暨人，是陈诚土木系的重要将领。

第六战区的任命，体现了各方的政治平衡结果；同时，因为周青云的坚持，第六战区的复设比历史早了近9个月。

1939 年2月初，从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部回到辰溪的周青云，遇到头疼的事情。

在四省边政会主席办公室中，看到胡善恒送来的财政报表，周青云，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报表上的数字触目惊心：每月的军事开支和难民救济所需早已超支，每个月缺口高达300多万。

胡善恒站在一旁，面露难色地说道：“主席，再这样下去，我们财务状况会崩溃的。”

周青云沉默良久，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财政同样捉襟见肘，必须自己想办法解决，才能渡过这个难关。

他忽然想起之前国民政府在全国推行的国难薪运动，号召公职人员自愿捐献部分薪水支援抗战，或许这是一条可行之路。

经过几天的深思熟虑，周青云召开了四省边政会，讨论国难薪的实行问题。

“当前国难当头，军队要打仗，难民要救济，财政缺口巨大，我们唯有自掏腰包，共赴国难。” 周青云的声音沉稳而坚定，“我的计划是，所有公务系统人员、军官、公立企业员工，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50 大洋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战区财政，用于补充军费。但有一点必须明确，仅扣除现金薪水，其他物质收入和伤亡抚恤一律不得扣除，不能让将士们和公职人员寒了心。”

与会的官员们纷纷议论起来，有人表示支持，认为这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有效办法；也有人面露犹豫，担心此举会引起不满。

周青云知道，这个计划能否顺利推行，关键在于能否得到各方的支持。

他没想到的是，最先站出来响应的，竟是四省边地的文人学者们，而他们的提议，却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

当时，随着多所高校西迁，沈从文、马寅初、梁思成、林徽因、王灿芝、曾宝荪等一批知名学者齐聚辰溪。

沈从文时任四省边地教育厅厅长，他亲眼目睹了难民儿童无学可上、流离失所的惨状，内心备受触动。

马寅初则刚刚接受周青云的聘请，担任四省边地政务的政务委员，主管经济、财政、教育。这位留洋归来的经济学泰斗，深知财政对于抗战的重要性，更心系民生与教育。

得知周青云的扣薪计划后，沈从文第一时间找到了马寅初、梁思成等人商议，“周司令的初衷是好的，但扣除 50 大洋以上部分的一半，对于缓解财政压力来说，恐怕杯水车薪。”

沈从文说道，“而且，四省边地的公务系统实行完善的物质配给制度，许多官员和教师都分配了土地，并不完全依赖现金收入维持生活。我们这些读书人，在国难之际，更应挺身而出，多尽一份力。”

马寅初深表赞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拿着薪水，理应比普通百姓承担更多的责任。我提议，所有公职人员和教师，扣除全部现金薪水的一半充入财政，但这笔钱不能全部用于军费，必须拿出一部分专门补贴教育和救济灾民，帮助那些失学的儿童重新走进课堂。”

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也积极响应，“我们夫妇愿意将薪水的一半捐献出来，支持教育事业。” 林徽因的声音温柔却坚定，“孩子们是国家的未来，不能让他们在战乱中失去受教育的机会。”

在沈从文、马寅初等人的带动下，四省边地的文人学者们纷纷签名响应，“先生派”的影响不同凡响。

他们不仅提出了自己的扣薪方案，还身体力行，率先将 4 月份的一半现金薪水捐了出来，专门用于购买课本、文具和救济粮。“先生派” 的举动很快传遍了四省边地，引发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四省边地的本土派官员们深受触动。这些官员大多土生土长，深知本地百姓的疾苦，看到 “先生派” 以身作则，他们也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方案。

常德县县长胡海站出来表示：“先生们尚且如此，我们这些地方官更不能落后。我提议，公务系统人员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20 大洋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财政，但其中一半要用来补贴四省边地的本地穷人，他们同样在战乱中深受其害。”

这一提议得到了川东、黔东等地本土官员的支持。

他们认为，涌入的难民需要救济，但本地百姓的生活也同样艰难，不能厚此薄彼。

与此同时，军方也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17集团军司令周承锦，向周青云请愿：“维新，前线将士浴血奋战，弹药、粮食短缺，急需补充。我们军方完全同意扣除薪水，但希望扣除的款项能够全部用来补贴军费，多买一颗子弹，多一袋粮食，就能多杀一个鬼子，守住我们的防线。”

各方的诉求各不相同，甚至存在一定的分歧。

“先生派” 坚持要将部分款项用于教育和灾民救济，本土派官员强调要兼顾本地穷人，军方则一心扑在军费上。一时间，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让扣薪计划的推行陷入了僵局。

周青云意识到，必须进行调解，找到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点。

这几天的时间，他先后多次召集 “先生派” 代表、本土派官员和军方将领举行座谈会，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和诉求。

在座谈会上，周青云耐心地解释道：“抗战是大局，军费固然重要，但教育是根本，民生是基础。没有教育，国家就没有未来；没有民生，社会就难以稳定。我们必须统筹兼顾，既要保障前线的军需，也要照顾到后方的教育和民生。”

经过多轮协商，各方终于达成了共识。

1939 年2月9日，周青云正式发布命令，确定扣薪措施从 3 月 1 日起实行：所有公务系统人员、军官、公立企业员工，每月现金薪水超过 20 银元的部分，扣除一半充入战区财政；这笔资金按照 6:2:2 的比例进行分配，其中 60% 用于军费开支，保障前线部队的弹药、粮食和补给；20% 充入教育经费，用于补贴学校运营、购买教学物资和帮助难民儿童上学；20% 专门用于救济涌入四省边地的灾民，发放救济粮、搭建临时住所和提供医疗救助。

对于四省边地的本地穷人，则从武陵百货公司的利润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由武陵百货通过各地分店和当地政府，向他们发放粮食和其他生活物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