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阳滕家号称麻阳首富，滕家经营油号，是四省边地最大的民间船家，拥有上百艘最新式的机帆船，抗战前水手上千人，分号布满益阳、汉口，直至上海、加尔各答、伦敦，掌控着大量的桐油贸易和水上运输业务，积累了巨额财富。

滕家的子弟中有多人在四省边地军队和政府部门任职，得知周青云带头捐献后，滕家族长当即表示：“司令长官为国分忧，我们滕家自然不能落后。不仅公办企业的分红捐献 60%，我们还将捐献 10 艘机帆船，用于四省边地的物资运输，再拿出一批粮食，救济麻阳的难民。”

浦市姚少安家族是泸溪县的首富。姚少安二十岁时，就将家族传承的单一鞭炮业，发展到桐油、米行、木材、瓷器、生铁与布匹等多个行业，创办的 “姚恒森商号” 在辰溪、沅陵、洪江、常德、汉口等地均设有分店，是当时浦市八家商界巨富之一。

姚家的老宅占地 6000 多平方米，横穿古镇最繁华的两条主街，规模宏大。姚少安本人深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得知募捐消息后，主动找到马寅初，表示愿意捐献 60% 的分红，同时还捐赠了一批布匹和粮食，用于制作士兵的军装和救济难民。

里耶李瑞林家族是龙山县的首富，李瑞林兄弟以独到的商业眼光和仁义为先的经营方略，将 “同兴恒” 商号发展成为湘鄂川边区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商号，拥有自己的船队、桐油作坊、商业铺面和占地 20 多亩的同发庄园。李瑞林兄弟向来乐善好施，在当地口碑极好。他们不仅按照要求捐献了 60% 的公办企业分红，还拿出一笔资金，在里耶创办了一所临时学校，收留难民儿童，并为学校捐赠了大量的课本和文具。

除了四大家族，四省边地的其他富户和中产阶级也纷纷响应。许多富户主动联系当地政府，表示愿意捐献部分财产或分红；一些中产阶级虽然财富不多，但也尽己所能，捐献了自己的积蓄。就连一些小商人、手工业者，也纷纷捐款捐物，为抗战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 1939 年 6 月国难薪督察处成立到年底，仅仅半年时间，四省边地通过扣薪计划和富户捐献，共筹集到国难薪经费超过两千三十万元费用。

这笔资金极大地缓解了第六战区的财政压力，前线部队的军费得到了显着改善；教育经费得到补充后，多所临时学校得以创办，上万名难民儿童重新走进了课堂；难民救济工作也取得了明显成效，涌入四省边地的难民基本都能得到温饱保障，医疗条件也有所改善。

马寅初站在辰溪的一座临时学校里，看着孩子们朗朗读书的身影，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他知道，这些筹集到的资金，不仅支撑了抗战，更守护了国家的未来。

而周青云则在恩施的司令部里，看着财政报表上的数字，心中一块大石终于落地。他明白，这场国难薪运动的成功，不仅缓解了财政危机，更凝聚了四省边地各方的力量，让大家在抗战的道路上更加团结一心。

此时的第六战区，不仅构建起了坚不可摧的防御体系，更在后方凝聚了民心、汇聚了力量。长江三峡的炮台依旧矗立，武陵山脉的战壕依旧纵横，而四省边地的百姓和将士们，正带着这份团结与坚韧，迎接即将到来的更加严峻的考验。

武汉会战的硝烟散去，长江中游的枪炮声暂告平息，但中日双方都清楚，这绝非战争的终结，而是新形态对抗的开始。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卓绝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虽然占领了武汉三镇，控制了中国腹心的交通枢纽，却也深深陷入了战争泥潭——其漫长的补给线暴露在中国军队持续袭扰之下，占领区内的抗日活动此起彼伏。

为打破僵局，巩固华中占领区，日本大本营将目光投向了长江以南的南昌。

南昌的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里是浙赣铁路与南浔铁路的交汇点，犹如华中与华南之间的锁钥。控制南昌，日军便能西胁长沙，南逼广东，彻底切断中国东南与西南大后方的陆路联系。

更为紧迫的是，中国第九战区在南昌周边集结重兵，像一把悬在日军头上的利剑，时刻威胁着武汉、九江等占领区的安全。

1939年初春，日本“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大将下达了作战命令，一场旨在“攻占南昌，摧毁中国军队抗战基地”的大规模攻势进入倒计时。

担任主攻的是日军精锐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是日军中少有的“中国通”，深谙山地作战与心理战之道。他集结了第101、106、116师团等部，配属战车集群、重炮联队及航空兵部队，总兵力达12万之众。

冈村的计划狠辣而精妙：以优势炮火撕开修水防线，坦克部队快速穿插，航空兵压制中国军队调动，力求在春季结束前攻克南昌，一举打乱中国军队在华中南的防御体系。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军，中国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深感肩上重担，此时他们手中握有第19集团军（由前敌总司令罗卓英兼领）、第30集团军等部队，总兵力约20万人。

薛岳的防御部署依托赣江、抚河天然屏障及周边山地，构筑起纵深梯次阵地，意图“以阵地防御消耗日军锐气，伺机反击”。

然而，当他摊开作战地图，细数各部队布防位置时，眉头却越皱越紧——防线绵延百余里，许多地段兵力薄弱，预备队不足，而日军主攻方向尚未明朗。更让他忧心的是情报显示日军此次配备了特种烟（毒气）部队，这对缺乏防化装备的中国守军将是灾难性威胁。

1939年2月，第九战区司令部，长沙。

薛岳在作战室内踱步良久，终于停下脚步，对参谋长吴逸志沉声道：“修水防线单薄，日军若集中突破一点，恐难持久。我们需要一支强有力的机动兵力作为战役预备队，在关键时刻堵缺口、打反击。”

吴逸志面露难色：“司令，各部均已部署到位，战区直属预备队仅剩两个师，还要兼顾长沙防务……”薛岳望向窗外阴沉的天空，缓缓道：“给重庆发电，如实禀报敌我态势，请求委员长协调援军——特别说明，我们需要装备精良、能打硬仗的部队。”

电报当夜抵达重庆黄山官邸。

蒋某人阅后，召来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商议。

何应钦摊开兵力部署图：“现在各战区都喊兵力不足，胡宗南部队要监视陕北，桂系部队要守广西，中央军精锐多在整补……”

徐永昌却手指一点：“这里或许有兵可调——周青云的17集团军。”会议室顿时安静下来。

蒋某人沉吟片刻，让地方军阀出兵参战历来棘手，但眼下战况危急。

他最终拍板：“以军委会名义电令周青云，着其速派精锐部队驰援南昌，归薛岳长官节制。告之，此乃国家存亡之际，望其深明大义，奋勇杀敌。战后，中央必不吝封赏。”

辰溪，四省边政会主席办公室。周青云放下重庆来电，他其实已经有心理准备了。

随后，他召集17集团军高层召开会议。

“田军长，”周青云指着地图上的南昌，“薛岳在修水布防，但防线过长，日军必会选择一点强攻突破。你率81军全军驰援，记住：抵达后不急于投入一线，先作为战略预备队；关键时刻，要用我们的火力给日军当头棒喝。”

田达挺直身躯：“请司令放心，81军休整多日，早盼与日寇一战！126师田阁毅部、127师向思锋部均已完成动员，随时可以开拔。”

一场伟大的增援开始开始了。第81军三万余人，携带着他们与众不同的装备：仿德式的沅式步枪、密集的迫击炮和机关炮、数量惊人的冲锋枪，以及那个时代中国军队极为罕见的军师两级炮兵部队（军属重炮旅配备105mm和150mm榴弹炮，师属炮兵团配备75mm山野炮），乘坐着自产的“酉阳牌”汽车，分成多路纵队，向赣北前线挺进。

与此同时，桃源机场，地勤人员正在为那些德国梅塞施密特bf-109战斗机、意大利菲亚特 cR.32战斗机、德国亨舍尔 hs-123轰炸机、德国亨克尔 he-111中型轰炸机做最后的出击准备。

当81军的先头部队穿过幕阜山脉，出现在第九战区后方时，薛岳接到了前线报告。

他走到指挥部窗口，望着远方依稀可见的车队扬尘，对身边的罗卓英说道：“周青云的兵来了。看这阵势，果然不愧华南虎的称号。”

他顿了顿，语气中带着一丝复杂的期待，“把他们放在奉新、高安一带，作为战役反击的拳头。告诉田达军长，我要他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最狠的一拳。”

赣北的春风中已夹杂着火药的气息。修水两岸，中日两军数十万部队悄然进入攻击位置。一场决定华中战局走向的大战一触即发。

而此刻，没有人能完全预料，这支来自四省边地的军队，将给这场战役带来怎样的变数。田达的81军像一柄精心淬炼的利刃，即将出鞘，斩向汹涌而来的日军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