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具体行动中，湘西军团始终坚持 “克制使用武力” 的原则。5 月 15 日，在孟买港的冲突中，数百名工人试图抢夺英国货轮上的物资，殖民警察准备开枪镇压时，湘西军团第 4 师师长蔡巨猷（3月从湘西换岗）及时赶到，下令士兵朝天鸣枪警告，并将工人与警察隔离在两侧。

蔡巨猷通过翻译向工人解释：“物资抢夺并非解决问题之道，吾辈可代为向殖民政府转达诉求，但需以和平方式谈判。” 随后，他带领工人代表与英国港务官员会面，最终达成 “暂存物资、待谈判后处理” 的协议，避免了流血冲突的扩大。

蔡巨猷是1879出生，湖南益阳人，书香门第，1901 年毕业于湖南武备学堂，担任过湖南新军西路巡防第八队管带。后在周家邀请下，加入湘西革命军，后在云南讲武堂进修一年。1920年3月到去印度的军团接任第4师师长。

此次总罢工持续了 1 个多月，直到 6 月 18 日，英国殖民政府与工人代表达成和解：殖民当局同意 “释放部分被捕反英人士”“降低纺织业税收以支持工人加薪”，工人则停止罢工，恢复生产。在整个罢工期间，湘西军团共出动兵力累计超过30次，发生 3 起武力冲突，造成 5 名工人受伤，远低于英国殖民警察的镇压伤亡数字。

这种 “以威慑代替镇压、以调解促进和解” 的方式，不仅有效维护了孟买的秩序，更让湘西军团在印度民众中树立了 “理性中立” 的形象 —— 许多印度民众将湘西军团与残暴的英国殖民军队区分开来，这也成为湘西军团在印度殖民秩序维护行动中的特殊现象。

1920 年 9 月，孟买再次爆发大规模罢工，但此次罢工的背景与前两次截然不同 —— 它与 “哈里发运动”（注：一战后印度穆斯林为反对英国对土耳其的政策而发起的宗教政治运动）紧密结合，成为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

9 月 10 日，在印度国民大会党与穆斯林联盟的联合号召下，孟买民众发起 “支持哈里发运动、抵制英国商品” 的罢工行动，参与者不仅包括纺织工人，还有学生、商人、手工业者等多个群体，人数达 15 万人。

与此前的经济罢工不同，此次行动带有强烈的宗教与政治色彩，游行队伍中既有伊斯兰教的绿色旗帜，也有印度教的橙色旗帜，“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的共同目标让不同宗教群体暂时放下分歧，形成了空前的团结局面。

罢工初期，局势相对和平，但随着英国殖民当局宣布 “禁止一切宗教集会”，冲突迅速升级。9 月 12 日，殖民警察在孟买市中心的贾玛清真寺前驱散祈祷人群，造成 10 余名穆斯林民众受伤，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暴力抗议 —— 民众焚烧英国商铺、破坏铁路轨道、袭击殖民政府办公楼，甚至试图抢夺英国殖民军队的武器库。

英国孟买殖民政府紧急命令湘西军团 “全面接管孟买的治安控制权，不惜一切代价压制暴力行为”，此次命令中首次出现 “不惜一切代价” 的表述，也意味着湘西军团的行动权限被大幅扩大。

军团司令的陈开穹在接到命令后陷入两难，哎，“印度人的命也是命”，他虽然对印度人没有好感，但无法狠心大肆屠杀平民，小时候没少听说过湘军打长毛的故事，他深知平民暴动一旦参合宗教，就容易一发不可收拾；但另一方面，若不执行命令，湘西军团将面临英国殖民当局的信任危机，进而影响 “冬至协议” 中英国协助湘西收缴德国武器、运回工业设备的承诺。

最终，陈开穹采取了 “分层应对” 的策略：对和平游行的民众，仍以武装威慑、道路封锁的方式限制活动范围；对实施暴力破坏的激进分子，则采取 “精准抓捕” 的方式，避免伤及无辜；同时对于持武器有威胁的提醒士兵以自身安全为重，看到情况不对可以先开枪制服对方；同时，加强与印度宗教领袖的沟通，通过他们劝说民众保持冷静。

在 9 月 15 日的冲突中，一群激进分子试图焚烧孟买最大的英国百货公司，湘西军团第 2 师师长刘希陶（3月从湘西过来换岗）率领部队赶到现场。

他没有下令开火，而是让士兵将步枪上刺刀组成人墙阻挡激进分子，同时让翻译向人群中的宗教领袖喊话：“焚烧商铺只会伤及无辜民众，非宗教教义所倡导，若有诉求，可通过合法途径表达。” 在宗教领袖的劝说下，激进分子逐渐散去，百货公司得以保全。

刘希陶生于1880年，湖南攸县人，1900年毕业于北洋陆军军官速成学堂（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后来受保定的军校的学弟周振雷邀请，加入湘西革命军。

此次事件后，陈开穹意识到 “单纯的军事手段无法解决印度的殖民矛盾”，他在给辰溪周承业的电报写道：“印度民众对殖民统治的反抗，已从经济层面上升至民族觉醒层面，吾辈今日之任务，虽为维护英国秩序，然亦需思考：他日湘西若面临外侮，当如何凝聚民心？”

这种内部反思，在湘西军团中逐渐蔓延。许多经历过法国战场的老兵，开始将印度的殖民现状与中国的半殖民地处境对比 —— 他们在欧洲见识过工业强国的实力，在印度目睹了殖民统治的残酷，更深刻地认识到 “国家强大的重要性”。

卿衡（3月从湘西过来换岗担任军团副司令）在和周承业的电报交流中，多次表达对殖民制度的质疑，他写道：“英国以武力统治印度，虽获一时之利，然民心尽失，终难长久。湘西今日借英国之力发展军备，他日必当走自主强国之路，免蹈印度之覆辙。”

从 1919 年 11 月到 1920 年 9 月，湘西军团在印度孟买的 11 个月秩序维护行动，表面上是履行 “冬至协议” 中对英国的承诺，实则为湘西地方势力赢得了多重战略利益。

在军事层面，湘西军团通过实战进一步提升了战斗力 —— 印度复杂的治安环境，让部队在 “城市防御、人群管控、多兵种协同” 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是面对非对称冲突的应对能力，较欧洲战场的阵地战有了新的突破。

同时，英国殖民当局为确保湘西军团的战斗力，按协议提供了大量精良武器装备和优厚的后勤物质，这些装备不仅用于驻印期间的行动，更在后来被陆续运回湘西，成为湘西武装的核心战力。

而在历史影响层面，湘西军团的驻印行动成为近代中国地方武装 “走向国际舞台” 的一次特殊尝试。

在那个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湘西军团以 “外籍军团” 的身份参与英国殖民秩序维护，虽带有一定的妥协性，但其本质是通过 “借力打力” 的方式为地方争取发展空间 —— 既规避了国内军阀混战的冲击，又借助英国的力量提升自身实力，这种务实的策略为湘西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相对稳定奠定了基础。

同时，军团成员在印度的所见所闻，也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军人 “睁眼看世界” 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殖民制度的观察、对民族觉醒的认知，通过书信、日记等形式传回湘西，影响了湘西地方治理理念的转变，推动周承业、周青云等人更加重视 “实业救国”“军事强国” 的重要性。

陈开穹和几个军官站在孟买军营的高处，望着远处阿拉伯海翻滚的浪花，海风裹挟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却吹不散他心头的烦躁。

1920 年的印度，暑气尚未消退，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莫名的躁动，仿佛一场即将到来的风暴，正在遥远的马拉巴尔地区酝酿。作为湘西赴欧洲远征军的最高长官，他带领部队驻扎孟买一年多了，协助英军维护秩序、平定零星暴乱的日子枯燥而漫长，直到 9 月初的一封紧急电报，打破了这份沉寂。

电报来自英国印度陆军总司令部，内容简短却触目惊心 —— 马拉巴尔地区（今喀拉拉邦北部）的马皮拉穆斯林农民，因长期受英国殖民当局与印度教地主的双重压迫，在 “哈里发运动” 与 “非暴力不合作” 的浪潮裹挟下，于 8 月发起了大规模武装起义。他们烧毁殖民机构、抢夺武器、占领村庄，甚至将矛头指向了当地的印度教平民，整个马拉巴尔北部陷入一片混乱。

“马皮拉人……” 陈开穹捏着电报，眉头紧锁。

他曾在孟买的报纸里翻阅过关于印度的资料，知道这些穆斯林农民世代居住在马拉巴尔的沿海平原，以耕种印度教地主的土地为生。殖民当局的重税、地主的残酷剥削，早已让他们的生活苦不堪言。而 “哈里发运动” 要求恢复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地位，与甘地倡导的 “非暴力不合作” 交织在一起，恰好点燃了民众积压已久的怒火。

1919 年，印度成立了 “全印哈里发运动委员会”，以赛德?卡塔尼为主席，国大党人穆罕默德?阿里兄弟为首席发言人，参加者涵盖印度穆斯林各阶层群众，要求恢复奥斯曼帝国哈里发的地位。

1920 年 8 月，协约国逼迫土耳其素丹签署《色佛尔条约》，正式瓜分土耳其原所占据的伊斯兰国家的领土，促使运动进一步发展。9 月，国大党决定将哈里发运动的要求作为 “不合作运动” 的一部分。陈开穹不经感慨，任何暴乱一旦掺和上宗教就麻烦大了，这奥斯曼哈里发都成亡国之君了，远在印度的一群农民居然为他复位闹事。